昨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伯兴(右)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程云赠送《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 新华社发
昨日，张宪文接受本报采访。本报特派记者 徐春柳 摄
高大有，男60岁，厨师，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华门外宝塔根105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周永财，男，被害时年龄为33岁，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为难民区。遇难情形为被日军指为中国军人抓走后杳无音信。
……
他们都是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员。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湮没在30万遇难者这个抽象的群体概念中。随着今年8月《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名录》和今年12月《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出版，一个更为鲜活的历史正慢慢显露出来。
民国政府调查占三分之一篇幅 “材料收集自日本、美国、中国台湾、德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按计划，我们还要扩大征集的范围，争取再扩大史料的规模。”73岁的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负责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在他办公室里，堆着厚积如山的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调查卡片，这个3000万字的屠城证据集，倾注了南京史学界数十位学者的心血。然而，这个工程刚开始了七年。
“其实这里面最有力的材料还是来自于民国政府的调查，占三分之一的篇幅。”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赔偿委员会等机构，对抗日战争、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做了较深入、挨家挨户的调查，每家损失多少财产，何人被杀害等，并做成了调查卡片。这些调查为此后的南京审判与东京审判提供了重要证据。
“可惜的是这个调查没有进行到底。”张宪文遗憾的说，这个调查1947年就结束了，虽然没有明确记载结束的原因，但明显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有关，蒋介石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祖国万岁上。
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大屠杀一度成空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生产建设和政治运动。“在对于抗战的历史研究中，以敌后、八路军与新四军为主。”张宪文称，对于正面战争、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很少，教科书上亦少有体现。只有南京大学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过调查，出了一些研究报告，另外还有一些民间零散的研究。
张宪文所指的是南京大学的高兴祖等4位老师带领学生，在南大附近对大屠杀所进行的调查。“本身就是小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断了。”
有媒体表示，当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除了亲历过那场悲剧的幸存者，没有谁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1982年以前，国内对这场悲剧的研究没有怎么开展。”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曾表示，“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那时还是一个禁区。”
“没有研究不代表大屠杀不存在” 有专家认为，正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匮乏，给了日本右翼可乘之机。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了教科书，挑起了历史问题。1984年，曾任日本甲级战犯之一、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出版《南京事件之虚构》，鼓吹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为了东京审判的需要而制造的。
“有的日本人说，如果事情是真的，你们怎么那么长时间不纪念，不研究，突然就冒同那么多的材料？”张宪文说，“没有研究、很少反映，不代表事情就不存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让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反击。”此时，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意识到了大屠杀证据收集的重要性。
1985年，抗日胜利40周年，南京市政府建成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一些主要屠杀地点立了不少纪念碑。198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等相继出版。199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在南京成立，高兴祖担任第一任会长。7年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一辑开始编辑。
在民间，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史料民间收藏第一”的南京市民吴先斌说，“日本作为加害者，比我们受害者占有的史料还丰富。”这刺激他下决心收集史料，目前他已收集3万多张照片，一千多件实物。
“学界的研究、发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料，才使得这一历史悲剧为中国民众广为人知，历史真相逐渐还原。经过数轮争论，上世纪9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在日本社会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有媒体如此评价。
“关注个人更能接近历史本身” “采访我的人往往关注有什么新材料，新发现。”张宪文手捂着8卷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是靠一两个新材料，新发现，就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的材料已相当丰富。“我们如何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高水平的研究，这个工作才能逐渐的开展起来。”
今年12月3日出版的8卷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来自国民政府解放前所做的调查，也有少量近期的调查，共收录了13000余名遇难者的个人信息。
张宪文说，名录记录了遇难者的姓名，生活概况，遇难时情形，被害时间、地点和方式。他们到底是被刺死的，还是枪杀的，或是砍头、砸死，还是失踪，都有记录，还有大量遭强奸后自杀的妇女。据介据，这些名字都将会补充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墙上。
“今年8月，纪念馆也出了一份遇难者的名录，有三本。”张连红称，过去中国研究大屠杀的历史都是宏观的，出于对日本右翼否定历史的反击，往往只注意日军的暴行本身，比较片面。
他认为，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仅是披露日军暴行，还应该有受难者的遭遇，包括战争中第三方———外国人，还有由此产生的后遗症。“转换视角之后，我们就不再是出于一种政治对抗的研究，而是出于真正学术的研究，去关注一个个的人，更接近历史本身。”
“幸存者更需要国人去关爱” “相对于收集证据的努力，对幸存者，我们做的远远不够。”张连红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影响，中国学者出于一种惯性思维，往往急于从受害者的角度更多的去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幸存者的亲身经历成了很重要的证据。“我们看待幸存者，往往工具化了，被作为一个证人看待，反而忘了他们正是受害者。”张连红说，从这个角度，幸存者更需要国人去关爱他们。
在张连红曾调查过的幸存者中，有的老人有精神分裂，有的自我封闭，有些则是神经质。
“我们更多看重的是老人生病了，给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其实他们最需要的不光是这些。”张连红说，很多幸存者本身就是受害者，他们心理上更需要帮助，特别是年老后孤独的境遇。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13日03:49
新京报
昨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伯兴(右)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程云赠送《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 新华社发
昨日，张宪文接受本报采访。本报特派记者 徐春柳 摄
“后人有责任厘清遇难者” 张宪文表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免费赠送 对话 “证据给理性的人看” 新京报：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加上遇难者名录，在我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时，现实意义是什么？
张宪文：南京大屠杀是在一个历史事件中对和平居民，也就是老百姓，还有放下武器、脱下军装的士兵进行杀害，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这些被屠杀的人应该在历史上给予记录，不然都成了无名者。当然，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无名者，我们要继续调查。
我们有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点供我们纪念，我们要纪念、缅怀他们，他们在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中遭遇了不幸。所以至少要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生平列出来，最起码知道他们是谁，住哪里，怎么被日本人杀害了。我们作为后人，有责任把他厘清。尽可能多的弄清楚，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告慰。
新京报：有一些观点认为，对于日本右翼顽固分子，就是把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会承认历史的，我们的证据是给谁看的呢？
张宪文：被右翼团体歪曲的历史，需要恢复。这靠什么？就靠原始材料，第一手的史料，也就是证据。我们是证明给有理性的人看的，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有正确的看法。
“幸存者调查难度较大” 新京报：现在收集这些人名档案主要的难度在哪儿呢？
张宪文：主要在于材料分散。只有靠学者去挖掘。幸存者调查的难度较大，由于户口变动，人员迁徙，门牌变换，找不到当事人。到了农村反而还容易点。还有是幸存者大多年纪大了，人也越来越少。他们对家里哪些人受害，这些都是记得的，但往往颠三倒四，细节讲不清楚。
新京报：现在的遇难者名录中，主要来源是哪里？名录最终会扩大到什么规模？
张宪文：较多的原始档案，以
国民党政府解放前所做的入户调查为主。现在新的调查难度较大。我们会继续努力，至于最后能达到多少，现在没法预测。
新京报：那些巨大篇幅的材料如何与普通读者见面呢？
张宪文：我们会免费赠送，像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包括全国一些大的图书馆，像北图。
“30万人遇难 不容篡改”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称“日本有人怀疑是别有用心” 声音
本报讯 据《现代快报》报道 前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场馆建设举行新闻发布会，62家中外媒体参加，其中日本媒体有10家。
有日本记者问：关于30万遇难者这个数字，不仅日本的学术界有争议，而且中国的学术界也有争议，原因是什么？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这个数字不是中国人虚构的，而是当年法庭作出的历史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屠城30万人的暴行，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的法定事实。1946年1月19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专案审理的判决书认定：“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一个月内，市内就发生了2万多起强奸轮奸暴行。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大量罪证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
朱成山称，两万事如意院的判决，日本当年都接受了，判决不可以推翻，又何来质疑这个数字，30万，这是铁的事实，不容任何人篡改！“我想日本总是有人怀疑，有人较劲，这是不对的，不论是30万还是20万，应该尊重历史，我想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