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男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无论是枭雄，还是谋士，在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某些光芒：刘备 “潸然泪下”，孙权 “碧眼紫髯”，袁绍 “优柔寡断”，司马懿 “老谋深算”，诸葛亮“羽扇纶巾”，张飞暴躁如雷，关羽重情重义，许褚一身虎气……而提起曹操，印象便是“奸诈”。
三国乱世，人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本领。为了活下去、为了有立锥之地，所有人都仿佛被时代的大潮推着，想停也停不下来。曹操不是说过他的理想是“春夏读书、秋冬射猎”吗，可在那样的年代里，他能实现吗？何谓诈？《说文解字》说：“诈，欺也。”《尔雅》说：“诈，伪也。”《荀子》上说：“匿行曰诈。”无论是欺还是伪还是匿行，诈都与诚实相悖。也可以说诈就是不诚实。那三国男人谁不诈？当下社会又有谁不诈？
曹操之诈，从他的骨子里透出来。他的第一次出场——刺杀董卓就是一次“诈”。
曹操之诈，诈得彻底、诈得坚决，绝不含糊、绝不遮掩。如果说虚伪的最高境界是虚伪到诚实，那么诈的最高境界就是诈的彻底、诈的坚决。曹操把诈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曹操刺杀董卓是一场政治冒险，也是一次诈术表演。他说刺杀董卓的目的是“为国除贼”。在这个空洞但是伟大的目标下隐藏着他自己的私人目的：借行刺之名壮大声势、为自己增添政治资本。曹操算好了，刺杀成不成功，只要保证自己不死，目的就能达到。
《三国演义》里最经典的诈术表演，应该推“割发代首”了。曹操率领大军征讨张绣的途中经过一片麦田。他说，现在麦子已经成熟了，正是收割的季节。但是我不得已起兵，军队要路过麦地边，“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曹操说这话的时候，听众不止是他的属下将领和兵士，应该还有当地老百姓。命令一出，必须遵守。怎样才能让这条禁令很好地执行呢？
成本最低，收益最大，这才叫成功。
如果曹操刚好下完禁令，这时候有人踏了麦子——不管这个人是有意还是无意，曹操必须要砍掉他的脑袋。否则一不能很好地约束军队，二不能说服百姓。大军出征，正是用人之际，杀人就是损失。并且战斗未开而先杀士兵，不利于稳定军心。
曹操想出了“以身试法”的 把戏。《三国演义》第十七回上写道：“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如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
曹操是军中主帅。他的马必定身经百战，岂有被斑鸠惊吓的道理？合理的解释是曹操借“鸠”飞起之际，轻驱马儿故意践踏麦田。
禁令刚下达完，自己就先触犯了，怎么办？
《三国演义》第十七回上写道：
操呼随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
主簿曰：“丞相岂可议罪？”
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
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
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
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示传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
杀一个人和割一撮头发，哪种方式更划算不言而喻。曹操不想杀人，就只能牺牲自己的头发了。况且“割发代首”好处多多：一可以严明军纪，二可以显示自己的高大形象，三可以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如此一来，曹操的目的就达到了。
曹操诈术的高明，还表现在杀杨修上。
杨修恃才放旷，屡次触犯曹操禁忌。而这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参与世子的储立。曹丕和曹植，在曹操面前争宠，争立世子。这是非常忌讳的事情，而杨修却参与其中，帮助曹植。且处事不谨慎，被曹丕发现。这样一来，杨修自然没有好日子过。所以，曹操杀杨修的真正目的是杨修参与立储之争。但是这事情不能公开。要杀杨修，必须要找一个正当且能够摆到台面上的理由。
于是有了“惑乱军心”的罪名。
诈的最高境界就是诈的彻底、诈的坚决。
按理说曹操借“惑乱军心”的罪名杀了杨修事情就完了。但是，且住，曹操的诈术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决不至于如此草率。
曹操吃了一场败仗，被魏延射了两颗门牙。这时候，他“方忆杨修之言，遂将修尸收回厚葬，就令班师。”曹操厚葬杨修，向将士转达了两个意思：一、曹操杀杨修真的是“因为杨修惑乱军心”，这就阻止人们把杨修之死和立储之争联系在一起。二、曹操厚葬杨修，就会给属下这样一种印象，曹操是个敢于承认错误、敢于纠正错误、对将士体贴的将军，跟着他混，有前途。这就是曹操，《三国演义》中深谙诈术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