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问了这么个问题:今天的万里长城,是什么时候的东西?果然,答秦始皇的最多。而梁启超提供的答案,正可以见出《中国历史研究法》讲授的必要:
“今之万里长城为何时物?其人必不假思索,立答曰秦始皇时。殊不知此答案最少有一大部分误谬或竟全部误谬也。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秦始皇以后,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里细校之,将见秦时城线,所占乃仅一小部分,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
或许我们现在看这个答案没那么惊艳了。但在1921年,这样的回答会打破多少还被陷在《鉴略》《史纲》里的混沌头脑!
长城这个历史符号,包含着地理与时间的双重意义。长城和古代疆域有密切关系,循其位置与边界,一个朝代的版图便有了轮廓。而疆域的背后其实有“时间”的问题,在古代中国,我们以天 朝上国的国力和姿态处理蛮夷问题,中国的时间就是“世界的时间”；而到了近代,西方的时间是“世界的时间”,在这里,“时间”代表着权力结构的转变,是主动与受动,主体间主导权的博弈。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的篇首写到,“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宅子外面十里洋场各路人马拼杀时间,宅子里面的时间静止如同在老中国里,前者用的是西式的现代社会的时间,后者依然存在于家国同构的时间之流里。两套不同的时间系统同时共存,被划分了地理边界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分化。
进入近代,长城的作用失效了,人们脑中的版图不应只是自家轮廓的缩小和放大,更要有大海大洋的填充,以此为基础形成“世界的历史”。梁启超也特别强调“世界的历史”——“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这一点正与二十世纪西方新史学的研究思路相同。
“新史学”与“旧史学”的分别,主要还在思维的层面。历史究竟为谁书写?它的假想读者是谁?一旦假想读者发生变化,历史的书写必将改弦更张,不再是“二十四姓之家谱”。
古代史书就像政府文件一样,主要供贵族阶级诵读,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到了近代,人们关注对象转移,旧史学的范围显然就有些过窄了。在内容上,史书以宫廷为核心,记前代功德以昭示子孙,主旨在隐恶扬善(“明道”“经世”),那么,可以说,古代史书是为死人而作的,梁启超认为应该用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另外,旧时学科混杂,历史范围太滥,所有的学问都需要历史记载,卷帙浩繁,一人倾其毕生精力也无法读完。因此,鉴于“窄”与“滥”,梁启超认为史学界需要为大众带来“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
从读者群的重新定位,到引入新的历史观念与研究方法,梁启超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框架。传统史学以政治人物、政治史为叙述中心,梁启超之“新史学”引入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将社会文化/情态视为主要研究对象,做活的历史,意在将历史纳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如此读者在读史时才能感到亲切有味。简而言之,梁启超更看重具有整体性、连续性的社会史,而不仅仅是“一人一家之谱录”的政治史。
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的这门“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结束后整理成书,即《中国历史研究法》。全书总共分为6章,即“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薄薄一册,已涵盖历史学之主要问题,勾勒出了“新史学”的大略形状。
在阅读中我一直在想,读一本书时,重要的是习得作者的思维方式,而不仅仅是一头扎入知识碎片中。碎片经不住风吹,而思维却更让人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