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在莫斯科郊区的梅里霍沃故居，是一处幽静的乡下庄园，起居室、储藏室、会客室等七八座房屋坐落其间，中间有高大的树木，绿荫遮地。契诃夫的写作小屋未跟书房和卧室连在一起，是座尖顶木屋，带有露天阳台，屋前盛开着红白相间的花草，边上插着几块俄文标牌。
我推开虚掩的门，里面一位俄罗斯老妇人，应是看房子的管理员。我很好奇那是什么植物，打着手势向她询问。几番手语后，看我还是一副木然的样子，妇人急了，一把将我拉进屋内，指着悬壶、针刀、药瓶几样器物给我看，然后她躺到一个长椅上，不住地呻吟。这下我明白了，她在表演生病，绿色的植物是熬水的草药。我突然想起来，契诃夫不仅是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名医生啊！
契诃夫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的生意不景气，依然想尽办法让子女接受教育。1879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上学期间，他展现了写作才华，经常给画报配写故事挣得稿费，贴补家用。
毕业后，契诃夫在莫斯科近郊行医，其间写了不少小说，引起一些作家的关注。64岁的散文家德米特里给契诃夫去信，劝他严肃地写作，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没有分量的打趣文章上。老作家的来信给了契诃夫很大激励，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写作立意，将创作转向了对社会深层问题的关注。1888年，契诃夫发表中篇小说《草原》获得俄国科学院“普希金奖”，这部具有深刻思想的作品是其创作成熟的标志。
为了接近社会底层、洞悉最真实的人性，契诃夫尽管已患上肺结核，仍毅然独自奔赴远东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在犯人流放之地实地考察3个月，使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逐渐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心态，开始著述揭露沙俄专制的内幕。
远游回来后，契诃夫思想变化很大，他在梅里霍沃买下这处房子，打算安静地书写内心思考。著名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和报告文学《萨哈林旅行记》在此诞生，均是远东考察之后的思考。前者叙述了一个医生因为亲近神经病患者，被人视为不正常而关进了病房。小说批判了摧损鲜活生命的僵化制度和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摧残。作品语言朴实无华，气氛凝重，思想深刻。列宁读了这部小说后，“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六号病房里了”。而后者主题直指沙俄专制暴政和对政治犯的压迫。《第六病室》发表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也标志着契诃夫创作的转折。他的作品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会性、批判精神和民主精神，其艺术性也没有丝毫减弱。
在庄园生活，契诃夫倾心农民，协调办了两所学校，参加了人口普查活动。他坚持给平民看病，种植了很多药草，免费送给病人。契诃夫曾送给高尔基一块手表，上面刻着“契诃夫医生赠”，他更高兴别人称他是个医生。行医使他了解到了真实的社会病根，他要把药草种到更广阔的文字世界里。
高尔基曾这样说，“一想到像契诃夫这样的人，勇气马上就来了，生活也马上变成明确而且富有意义了”。一个作家，不仅要写出反映时代的作品，更要关注人民冷暖。除此，再华丽的文字，都是缺乏重量的。契诃夫十分清楚，“写作是另一种行医，必须面对时代的痛楚”。把脉时代病症，煎熬济世灵药，也许就是契诃夫成为一位为广大人民书写疾苦和心声的著名作家的原因。
几年间，契诃夫创作了《农民》《在峡谷里》《海鸥》《三姐妹》等充满时代道德和激情的小说、戏剧。在故居的东墙下，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小戏台，台下放着几排长椅，契诃夫写完剧本后就在这里试演，让附近的老百姓来观看。他说自己的作品要在树林里布景，要根据观众的感受来修改。之后每部戏剧搬到莫斯科的大剧院上演，总是轰动街巷，因为作品里表达的想法和希望，直抵时代之痒和人心深处。
主人已不在，他的气息却一直感染着来此参观的游客。不管岁月如何流逝，那些隽永的作品一直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