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语是对我国清末原陕甘（包括今天青海和宁夏）回民到达中亚（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后所使用的一种语言的称呼。这一名称来源于苏联在1924年之前进行民族识别与划界时，把这个移民群体定为东干族。
东干语很好地保存了清末西北方言的许多语言特征，特别是由于东干语后来有了自己的文字并记录了传统流传下来的口传文学和到达中亚后创造的书面文学，因此其语料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日益受到国际及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东干语是晚清西北方言的“活化石”。由于起初说东干语的人群基本上都是晚清西北农民，没有多少文化，他们所说的话完全是地道的西北口语。移民中亚后，东干语没有受到汉语通语和书面语的影响（即使是东干语学者，很少有人认识和会写汉字）。东干族有句俗谚：“一个人精通几门语言是可敬的，一个人丢掉了母语是可怜的。”因此，虽然受到俄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的影响，但由于说东干语的这一群体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具有相当的忠诚性，以及形成民族聚居区方言岛的特点，故而从东干语里可以发现一系列原汁原味的晚清西北方言的特点。这对于了解和研究晚清西北方言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东干语是今天西北方言的“多面镜”。西北方言起源甚早。先秦时期的秦晋方言、两汉时期的长安方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大唐时期的中亚西域诸语言、宋金以降的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明清以来的秦陇方言等都为今天的西北方言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如何认识今天的西北方言？不仅关系到对西北方言全面深刻的认识，而且对认识语言接触和汉语的历史变化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东干语是西北方言的一支次方言，它不仅受到我国西北地区汉语历次变化的重大影响，而且受到了古阿拉伯语、古波斯语、古突厥语等语言在词汇、语法及语音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研究东干语的历史面貌和当今的变化特点，不仅有助于认识今天西北方言的种种特点和历史来源，而且对于认识汉语的发展和变化也有借鉴作用。
东干语是汉语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的活标本。尽管东干语很好地保存了晚清西北方言的基本面貌和重要特点，但它毕竟处在俄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等语言的包围之中，自然会受到以上语言的影响，它如何保持原先西北方言的特点或者如何由于受到语言接触的影响变异出新的特点，这对于普通语言学特别是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理论有很好的启示。
东干语文学是汉语文学语言口语化的试金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文学语言相比，东干语文学完全是口语化的，而且没有受到汉语书面语言的影响。记录东干语文学的东干文完全是标音系统的文字，它记录的东干族口传文学和东干族文学家创作的书面文学具有完全口语化的特点，这为汉语文学语言的口语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
东干语是西北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大宝藏。由于西北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都很好地保存在东干语中，所以考察东干语尤其是东干语儿歌等口传文学，会发现一系列表现鲜活西北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的词汇及文化和民俗事象。
从研究现状来看，东干语的上述应有价值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东干语自19世纪末就进入俄国，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为东干语创制文字时还未引起语言学家的注意。30年代后，一些东方学家、汉语语言学家开始实地深入对东干族、东干语进行田野考察，出版了一些民俗学、语言学的论著，如前苏联汉学家、东干语专家龙果夫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52）、日本汉学家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1977）、国内学者林涛的《中亚东干语研究》（2003）、王森等的《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2015）等论著，东干语才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些研究成果对东干语的描写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东干语在语言接触、语言变异方面的研究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对东干语与西北方言全面细致的比较还很缺乏。实际上，西北方言内部（主要包括陕、甘、宁、青、新）既有语音、词汇、语法上一致性的特点，又有各自词汇、语法尤其是语音上明显的差异性特点。因此，全面细致地比较东干语与整个西北方言，将有助于认识东干语的性质以及整个西北方言的分布特点，而且对于了解和认识汉语的历史发展及其地域方言的变异也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