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宋朝历史，文盛武衰可谓其突出的时代特征，如南宋学者吕祖谦评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434《吕祖谦传》）在中国历史上，宋代虽然经济、文教空前昌盛，并且域内的统治秩序也相对稳定，但与此同时，其在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中却出现长期被动挨打局面，北宋、南宋先后都亡于边患。这种呈现显著反差景象的格局，亦如元代史家所评说：“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宋史》卷493《蛮夷—·序》）而若对其成因细加考察的话，不难发现宋朝的治军特点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值得深究。
1.宋朝的过度制衡原则与治军特点
众所周知，脱胎于五代兵变建国的宋朝，为了重建国家秩序并维护统治稳定，充分汲取以往多年军阀战乱、皇权沦落的教训，厉行强化中央集权。为此，宋朝在制度设计上刻意推行分权制衡的原则，力求防患于未然，宋人即称“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如对最高中枢机关实行分割，以宰相掌管最高行政机关的中书（后改称三省），由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负责最高军务的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宋史》卷162《职官二》），互相牵制。与此同时，宰相与枢密使通常各设二名，其下又分别设置多位副职，使参与决策的宰执大臣扩大至十人左右，就此抑制了臣僚专权局面的出现；再如对于较为重要的中央机构，多重叠设置，在地方大区的路级建制分立多个平级机构，互不统属，在州郡一级则特设通判一职，与知州并列等等，以彼此掣肘分权；又如实行官职与差遣分离的制度，将原本大多数官职虚化，仅保留其不同官阶与俸禄的标志，而使用差遣的方式委派官员掌管各级机构的事权，史称：“诸司互以他官领之，虽有正官，非别受诏亦不领本司之务。”（《宋史》卷169《职官九》）“六部名存实亡，诸司纪统不正。”（吕乔年：《丽泽论说集录》卷9《门人所记杂说一》）实行这种名实脱节的规制，显然有利于随意调动人事，使官员难以久留其位，也就难以坐大势力。还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宋朝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监察系统的功能，对百官队伍进行监督、约束，即使高官大臣也往往有所忌惮，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显得非常突出。如北宋中后期御史刘挚所说：祖宗以来，大臣若触犯公议，一有台谏弹劾，则无人能安其位而不去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诸如此类分权制衡原则的表现，在宋朝不一而足。
宋朝制度设置上普遍存在的制衡原则，在军事系统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可谓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概括而言，其主要内容有：其一，对最高军事决策权的切割。在宋朝大多数时期，朝廷凡遇军事决策，一般由中书、枢密院大臣分别提出建议，最终由皇帝裁决，所谓“每朝奏事，（枢密院）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这种军事决策上的制衡原则，意在防止权臣染指军权，这一状态到南宋后期才发生变化。其二，将调兵与统军权分立。枢密院有调兵权，却不掌管军队，如北宋统军权归禁军三衙机构，南宋初统军权归御营司，以后则由大战区的都统制司、制置司、宣抚司等统管，从而构成调兵与统军权之间的制衡。如宋人指出：“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其三，使统军权趋于分散。宋初，军队由殿前司、侍卫亲军司两大统帅机构分管，其正副帅职位高权重。随后，宋廷先将以上正副职架空，继而将侍卫司下的马军、步军司分立，与殿前司形成“三衙”鼎立格局，使统军权进一步分散。其四，用监军掣肘将帅。宋朝凡出征作战，主帅之外必设监军，监军官位虽不算高，但却有监督之权。北宋中后期，宦官还参与监军甚至领兵，进一步牵制将帅行动。另外，军中又有走马承受公事一职，多由宦官担任，“以察守将不法为职”（《宋史》卷467《宦者二》）。其五，文武相制。宋太宗朝开始在枢密院中兼用文武，以互相牵制，北宋中叶以后，则进一步以文臣取代武官（陈峰：《从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看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同时，宋仁宗朝以后，“以文驭武”方针盛行，文臣不仅主导枢密院决策，也掌控各地军事指挥权，如宋人所说：“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宋朝诸臣奏议》卷65《百官门》）南宋时期也大致如此，文官大臣往往出任重要战区的统帅，宋高宗朝还规定：“每路文臣为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总一路兵政，许便宜行事，武臣副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此外，在军队部署上，宋朝长期实行“内外相制”规则，即：将大约半数军队驻守于京畿，其余分布于外地，以互相制衡，“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7）。又常将各地驻军换防，并调换主官，使将帅“不得专其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3《兵考五》）。
由上可见，宋朝在国家制度设计中，贯彻制衡的原则，以防范尾大不掉局面的产生。其中围绕兵权所推行的制衡原则，又尤为突出，就此形成了管控过度与过细的鲜明治军特点。如宋太宗选拔将领的标准，即重视其是否具有“循谨”的特点：“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宋真宗又对此进一步细化，其御制武臣“敕七条”规定的内容，要害在于修身、守职及所谓威严三项，强调武将应有循谨、本分和管束部属的能力，却无一条涉及果敢用兵等要求（曹彦约：《经幄管见》卷4）。
2.宋朝治军特点的影响与得失
宋朝治军特点的产生，是伴随立国以来朝政发展形势所形成的。在两次北伐辽朝失败后，在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宋太宗统治集团放弃了“大一统”帝国的追求，转而以稳定内部秩序为施政主轴，以文治建设成就为主要目标，由此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和价值观（参见陈峰等：《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与之相辅相成，宋朝军队的定位与宗旨演化为维持域内统治和对外防御，主要职责是镇压内乱，而非与塞外强敌争锋，边防战略遂定型于保守防御。正因为如此，其治军特点转向严控，而不在于发挥效能。就宋朝治军特点的实际影响而言，显然具有鲜明的“双刃剑”效果：一方面满足了内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制约了边防能力的提升，可谓得失兼有。从正面成效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这种特点有利于牢固控制兵权，有效地抑制了地方割据、武夫干政乃至兵变夺 权因素的发酵，从而维持了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如北宋人已指出：“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之故。”（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
其二，极大地压制了军功集团与武将势力，巩固了文官士大夫的主体地位和权威，从而确保内政路线的长期不变。在此局面下，相较于以往王朝，宋朝帝王受到士大夫群体的约束较多，大都难以达到肆意暴虐的地步，特别是不敢任意杀戮官员，这就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
其三，遏制了穷兵黩武现象的发生，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因内战而对民众造成的破坏影响，有利于经济社会、文教科技的持续发展。两宋三百余年间，内战相对较少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宋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域内稳定环境，有助于各项建设的展开和百姓安居乐业。
就消极后果而言，管控过严、过细的治军特点，直接影响到宋代军队效能的正常发挥，其表现主要也有以下三点：
其一，将帅处处受到掣肘，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无法进行积极、灵活的运动战，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如北宋前期官员已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卷44）
其二，军事将领能力弱化，两宋军中可谓庸将多而良将少。典型者如宋太宗朝曹彬、潘美等将帅在北伐中的消极表现，宋真宗朝河北大帅傅潜的“畏懦无方略”（《宋史》卷279《傅潜传》）。宋仁宗朝众多将领更表现得庸碌无为（参见陈峰：《北宋武将素质的整体考察》，《文史哲》2001年第1期），以后的情形也大体类似。而像狄青、岳飞及余玠等名将，不仅凤毛麟角，且大都遭受猜忌、排挤，难以善终。
其三，这种治军特点落实到边防上，则造成宋军丧失如汉唐军队长驱出塞作战的能力，只能固守消极防御作战，被动应对、挨打。如宋人所指出：“及乎贼众南驰，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是汉家郡县，据坚壁，囚天兵，待敌寇之至也。所以犬羊丑类，莞然自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这就使两宋难以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政权军队的进攻，从而导致边防长期陷于困境，最终先后亡于边患。
反观以往历史上，秦、汉、隋、唐等中央王朝因崇尚“大一统”观念，故施政具有文武并重、内外兼治的倾向，军事征伐成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军队扮演着对外积极防御，乃至于开疆拓土的重任。于是，为防范兵权失控而要求将领服从皇权，固然依旧是治军的要害，但却并未成为僵化的教条，更不会过度用制衡手段束缚将帅的手脚。也就是说，这些大一统王朝的治军特点是注重实效与军力发挥。当然，历史都有两面性，在宋代以前的历史上，当统治者穷兵黩武之时，连年战争也给民众带来不尽的灾难，汉代乐府诗《战城南》、曹操《蒿里行》及杜甫《兵车行》之类的诗，就揭露了兵燹战乱的无穷危害。
其实，吕祖谦所感叹的“武备不振”，主要是指边防困境的问题，而若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宋朝域内统治的长期稳定，也离不开军队发挥的作用，即如南宋人所总结：“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1《序论》）归根结底还在于宋朝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以往，因此形成的治军特点可谓得失兼有。不过，宋朝留下的历史经验教训依然深刻，为后世留下了醒目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