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出自李斯《谏逐客书》：“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战国末期，韩国为消耗秦国实力，派水工郑国到秦献计修渠。秦王 政察觉后下令处死郑国，并驱逐所有客卿。楚人李斯以此书使废逐客令，郑国也继续主持完成了郑国渠的穿凿。济济人才和关中沃野最终助秦一统天下。“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体现了中华民族善于包容差异、主张和谐共生的文化精神和治世理念。
包容差异、和谐共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易传》有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中庸》也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深谙一个道理：差异性、矛盾性是事物的本性，也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因此要善于协调差异，使矛盾的各方面在相互补益中形成统一整体，成就事物自身。差异事物的统一就是和谐。《左传》讲：“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烹饪和音律都是不同因素的相得益彰，君臣之间更要有相互反对的意见互相启发。若“以水济水”，或“琴瑟专一”，结果就是“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同质事物的无穷累加只能导致衰败灭亡，差异性的和谐远比同一性的一致更加重要，所以《国语》讲“和实生物”，孔子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
西方哲学也注意到差异，但差异的结果不是和谐共生而是矛盾对立。古希腊哲学开始于对世界本原的追问。柏拉图区分了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认为理念作为世界的根据，独立于可以感知的个别事物。自此之后，本原是否运动、它与现象如何关联，这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棘手问题。性质单一的本原也决定了其肯定同一、否定矛盾的方法。在由亚里士多德所明确的形式逻辑中，矛盾根本就是无法容忍的错误，唯有同一律才能确保真理。直到2000多年之后，黑格尔才以辩证逻辑说明矛盾乃事物发展的动力。黑格尔所批判的旧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和封闭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传统。对比西方传统，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和谐的理念是孔子送给全世界的最好礼物，这是非常深刻的。
同为差异和矛盾，为何其在中西的意义竟如此不同？这源于中西文化不同的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虽然事事皆含矛盾，但矛盾并非最终状态，它是达成统一的要素和环节；对于西方传统而言，矛盾具有终极性的意义：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甚至人的理性与感性，都处于差异和二分的状态。停留于差异就会有分别，有争执，有高下，有对立。中国文化则超越了差异和矛盾，以统一性包容了差异性。王阳明《大学问》有言：“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因为形体有别而间隔人我，这是小人立场。天地万物乃由君子一体之仁得以贯通，如此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以统一性的视角关照万物，也即张载所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与人、人与物道通为一，彼此不仅没有对立，而且更进一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因此古代中国虽居有限的地理空间，却产生了无限的“天下”观念。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正是这种包容差异、和谐共生的文化精神使中华文明避免走向封闭与僵化，演绎了5000多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历程。由此看来，一种文明真正的生命力，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不断成就自身的深厚、广博与持久。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文化理念，提醒仍处于纷争对立的现代世界：有容乃大。包容差异、和谐共生不仅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促进我国与世界互通共荣、推动国际关系走向和谐共生至关重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命运究竟如何，这取决于能否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价值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