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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content style="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25px;">□ 祖丁远(上海崇明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9年5月间,崇明岛和上海先后解放,那年9月开学季,我16岁持着启东地下党新四军办的同南乡校初中毕业证书(上方中间有毛泽 东木刻头像),进入崇明中学继续读书。1950年5月底,又从崇明中学考入了南通地委党校土改训练班,6月4日正是我17岁生日那天,在崇明城内集中,与100多位崇明籍学员来到南通。经过地委党校两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培训,考试合格结业,我被分配去启东县委工作队搞土改工作。因我从小喜欢作文,利用工作之余,夜晚在乡村煤油灯下,写了几则农村生活的小新闻,投寄给县委办的《启东通讯》,稿件不仅刊出了,而且把我也调到县委通讯站工作;这是宣传部指导员兼通讯站长李邦昌,慧眼识君看中了我,他向组织建议把我调来的。从此我就成了李老师的助手,和他一起搞新闻报道,他指导我为《苏北日报》和《苏北大众》报写稿,不到一年时间,不仅在苏北两报发表了许多启东的新闻、通讯稿,而且在华东《解放日报》,上海《新闻日报》也陆续发表稿件。他使我立下初心,一辈子走写作道路,他是我走上新闻工作和追求实现作家梦的启蒙老师! 1952年9月下旬,苏北区党委一纸调令,把我调到《苏北日报》社工作。不几天就是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三周年,苏北行署暨扬州市三万多干部群众,举行国庆大游行。报社组成7人报道组,想不到总编白夜同志,把我列入记者之一;我心里忐忑不安,这是考验我啊!当年我刚19岁,首次来到这陌生地扬州,在四五天内必须找到报道线索。我在采访、我在了解,我在思考、我在寻找,有了三四个目标。国庆前夕,我选定苏北妇联的“和平女神”,非常动情也最合形势。国庆当日,我早早来到了新建的国庆大道游行的中心地段,选择了与幼儿园30多位孩子排排坐吃苹果,观看游行队伍行进。10时许,正当孩子们笑着啃苹果时,随着锣鼓腰鼓叮咚响和鞭炮声,“和平女神”正行进到我们面前,“放飞和平鸽”。我就抓住这个“镜头”,写了500多字的《和平女神放飞和平鸽》的小特写,竟想不到上了《苏北日报》10月2日头版国庆“大特写”:《扬州——一片欢乐的海洋》的头条。 第二天,报社召开编辑部大会,总结国庆报道组7位记者的工作,我得到白夜总编的表扬。他说:“我们大家看到了,这个年纪轻轻的小记者,新来乍到,以敏锐的思想、高超的创造性和文学性,写出了《和平女神放飞和平鸽》这篇特写,真不简单,值得我们学习!”总编的表彰,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立下初心,奋发向上,当个好记者、名记者,将来一定要圆作家梦! 机会真好!10月中旬,我从《苏北日报》社与总编白夜等10位编辑记者,从扬州先去南京,参与苏南、苏北、南京三地合并为江苏省,筹办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新华日报》、早先是《中央日报》原址),11月1日新创刊省委《新华日报》。我就在报社做通联、夜班检查报纸,校阅小样,当编辑、记者等工作。并于1953年10月1日参加了省和南京市规模宏大的10万人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周年游行采访。 1953年冬天,我被省委抽调去“总路线”宣讲团三个多月,完成宣讲工作回到报社,与领导同志做夜班。1954年7月1日,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成为当年新华日报编辑部最年轻(21岁)的共 产党人! 不久,我被调入社长室和总编室任秘书。自此,日夜与社长、总编吴镇,副总编高斯,编委姚北桦等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夜间常派我去省委书记江渭清、刘顺元家或相关领导家,送审社论或重要文章,一般都要在第二天见报的。在秘书任内,我还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墙报》主编,工作是很忙的;但工作生活过得充实而愉快。坚持不忘初心,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迟睡早起),努力读书写作。遇到有突击采访任务,领导总是特派我去锻炼完成报道。如1954年夏秋季,狂风暴雨,洪水泛滥,领导派我去南京下关,南京近郊六合县江堤,冒着大风大雨和齐膝深的洪水,进行突击采访;连夜写出特写《英雄的事业》,第二天头版发表;在六合江堤上,日夜与干部群众一起,坚守岌岌可危的江堤,写出了《万户千家保江堤》等长篇;又去驻南京部队采访写了《青春的光辉》,对社会影响很大。这一系列抗洪抢险的通讯和特写,都被当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汇编成《我们战胜了洪水》一书出版。 我平时没有采访任务,在社长室和总编室工作之余,读书写作不断练笔,写小品文和杂谈。那时总编办公室领导高斯,编委姚北桦等,有空就写涉及现实思想生活的“杂谈”;我也跟着学写,如《应该赡养爷娘》《驳“出门不认货”》《“装死”是滑不过去的》《勇敢地冲破常规》《妇女们穿起美丽的服装吧》等10多篇,都发表在1955年7月至1956年5月的《新华日报》三版“杂谈”专栏,其中《“装死”是滑不过去的》一文,原载1955年7月《新华日报》,后被湖北人民出版社10月编入《在斗争中认清敌人:肃反杂文选集之二》,被他们把题目改为《警惕敌人的“装死”伎俩》。 1955年12月肃反后,离春节一个半月,社长、总编吴镇带我一起,去苏州地区下基层蹲点采访一个月。在吴县陆墓乡,吃住在贫农茹洪法家里。吴社长与我同睡一张床。每天上午在众泾镇茶馆喝茶(当地男农民的习惯),听取他们谈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意见;下午或晚上参加农村干部开会,宣传办高级社的优越性,或去社员家面对面听取办高级社的建议。一个月的蹲点采访并写作多篇“内部情况”供省委领导参考。最后在吴社长指导下由我执笔写成一篇4000多字的调查考察报告,以及4篇人物通讯和特写,一篇文艺散文。 那是1956年6月间的一天,上午10时左右,吴社长从省委开会回来,他在办公室坐下后,招呼我过去,要我在他身旁坐下,先谈了这次省委会议内容,又郑重地说:“我将要离开报社了,组织上决定让我去省委办公厅工作。”他又说,“你愿意同我一起去省委机关工作吗?还当我的秘书,我们仍可天天在一起,怎么样?”我当时很高兴,在他身边工作,继续得到他的教育、培养、指导,肯定会有更大长进。 可我非常热爱写作和新闻工作,舍不得离开。由于我未去当吴镇同志的秘书,留在了报社,后来所谓的“墙报事件”中,无意间得罪了新来的副总编,之后,他把我调出总编办公室,下放去南通专区记者站。当记者倒是合我心愿,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而得到多次通报表扬。但我写作初心不变,悄悄接受《天津日报·文艺》约稿,写了文学散文《呵,雨花台》,和《中国青年报·青春寄语》《学习达·芬奇画蛋精神》。更坚定了我能写作,能当个好记者和作家的决心!在记者站期间,回南京开会或述职,多次经上海,与《解放日报》记者,《文汇报》记者一同去医院采访病愈后的著名影星周璇。接着写周璇的稿件,不仅发表在1957年上半年《新华日报》和《大众电影》上;多年以后,写成了4000多字的文学作品,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发表,影响极大。 趁当年省级机关干部下放,我在报社主动申请下放到农村劳动,很快被批准从省里下放启东,当了18年中小学教师。我利用教初中语文和高中作文,与同学们一起在课堂里,以90分钟写命题作文。数年间,我在课堂里,写了数十篇抒情散文,订成了厚厚的一册,同样得到了写作锻炼。之后我经朋友推荐从启东来到南通工作,从小报去了南通政法部门和司法局做法制宣传、展览等工作,创作素材很多,如此一来,我不断写作,在全国许多报刊上发表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更有条件接触到不少名作家、诗人。后来,我一连出版了三部写作家的书:《中国作家风云录》《中国文坛·作家风云》《走近女作家》,我也走进了中国作家协会行列。我写散文和报告文学为主的非虚构文学。我写作出版的文学传记《从神秘到绝密:蛇医专家季德胜》,先后去了陆家井巷季德胜家近百次,每个星期天上午,与70多岁的季老医生访谈,作了10多本素材笔记。然后又经过近10年的业余时间构思整理,才得以成书,得到了“五个一文学工程奖”。 又如采写非虚构长篇报告文学《社会脊梁——湖南有个“党风记者”李升平》,跟随主角李升平从井冈山笔会一起,前后近万里。2003年,这本书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社和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作家世纪论坛”时,经著名作家、评论家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审,荣获长篇报告文学唯一特等奖。 我今年87岁了,我一直坚持能写是福,近年来,每年创作出版一本文学书,至今已出版25本了。现在我刚完成三本“人生命运”回忆录:《我在<新华日报>社的日子里》《我这个共产 产党人的历史情怀》《我初心不变圆了中国作家梦》。生命不止,我还能写下去!(崇明数字报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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