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一开“诡道”说之先河。《孙子兵法·计》篇写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何谓“兵者，诡道也”？曹操批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此论多被后人误解为不仁不义之说，如荀子在《议兵》篇说“仁人之兵，不可诈也”。苏东坡《孙武论》说：“兵者，诡道也。非贪无以取，非勇无以得，非诈无以成。廉静而信者，无用于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说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兽相搏，婴儿之相击，强者伤，弱者废，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苏东坡虽然承认“诡道”乃是兵家之常道，但也还是免不了有些非难之词。至于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三”的思想家——南宋大儒叶适，在其《兵权》中就很不客气了：“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南宋人高似孙，是当世史学界、诗词界老大不小的人物，对兵家鼻祖颇感“兴趣”，著有《子略·孙子》，凑热闹地非难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被誉为“清代古文第一人”的进士姚鼐，在《惜抱轩文集·读孙子》中，用道德大棒一挥定性说：《孙子兵法》为“不仁人之言”。这些都是孙子“诡道”说招来的“祸”。
其实，兵家“诡道”说恰恰是出于仁而利于仁的伦理实践。诡道用兵实际上“上兵伐谋”之“智”的具体表现，是减少伤亡、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必要手段。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诡道”之“智”具有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伤亡和损失的伦理内涵，体现了仁之手段与仁之目的的辩证统一。
兵家毋须为“诡道”正名，自有主张就是。然而偏偏有文人儒者为其“正”仁义之名分。史书上最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不是军人出身，可称得上一个“老儒”。他比他的儿子苏东坡要开化得彻底些，亲笔撰写《权书》，主论“诡道”之权术。他说，“《权书》，兵书也”。《权书》正是为“诡道”用兵立论的。他认为，“儒者”不仅可以理直气壮地言兵，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褒扬、传授“诡道”用兵之术。所以，苏洵又可称之为不可多得的“诡道”大儒。他在《权书·按语》第一句就是，“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苏洵为“诡道”正名的反驳是很给力的：后世之儒们不是很崇拜文武圣王吗，周武王就是重用善施“诡道”权谋的姜太公而亡殷纣的，难道能说武王、太公不仁义吗？
苏洵在《权书·用间》中，对“诡道”用兵讲得更为明白，也更为辩证，他说：“夫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所谓“本于正者”，就是从正义出发，为正义而战。此论如同宣言，它宣告：用兵必用诡道，只要是为正义而战的，就一定能胜利。若将苏洵的逻辑简化为一个公式，就是：正义+诡道＝必胜。
这个公式还揭示，“诡道”是手段，受军队性质、战争性质的制约；它可以是正义的，也可以是非正义的。就是说，正义之军、正义之战的“诡道”，不仅也是正义的，而且有利于正义目的之实现。“诡道”者，智也。孔子曰“智者利仁”。反“诡道”说者，知乎？（王联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