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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屋顶爆发的大火惊动了整个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塔顶被烧毁，标志性的尖顶整个坍塌。
2019年4月15日，在法国巴黎，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图片来自新华社。随后，巴黎圣母院进入了关闭状态，开始了漫长的修复之旅。起初，来自全球各地的修复提案层出不穷，有建筑师事务所提出在屋顶上建温室，有的则建议用露天泳池代替屋顶，还有提出玻璃屋顶、水晶尖塔或灯光尖塔等......最后，法国人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忠于原始建筑”，不做新的修建，而是用原来的材料和技艺，忠实复原设计师维奥莱-勒-杜克留下的、已葬身火海的旧尖塔，以及铅皮屋顶和大橡木立柱等等看似“不合时宜”的设计。
曾经的夜幕下的巴黎圣母院，图片来自摄图网。于是，研究人员从全世界古建筑和采石场中找寻了6000多个样品，只为恢复中世纪风格的石头穹顶。他们跑遍200多座森林才挑选出1000多棵符合要求的橡木，只为修复哥特式建筑的巨大飞扶壁和高耸尖塔。历时4年，耗资70亿，坍陷的中殿拱顶完成封顶，标志性的尖塔也进入组装。
修复中的巴黎圣母院尖塔，图片来自澎湃新闻。而内部，烧黑的石头露出了原有颜色，新增添的礼拜家具和装饰品使教堂焕发出更多光彩。如果说巴黎圣母院的重生，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世纪工程，那么这不过是因为它的诞生经历了更加漫长的历史。这座哥特式大教堂自1160年建立之初到15世纪约250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过建筑工程。2019年的火灾对大教堂造成悲剧性后果之后所进行的修复工程，无疑将为巴黎圣母院已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修缮史添加浓重的一笔。
巴黎圣母院修旧如旧有多难？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建筑，一直以其在建造技术层面所实现的伟绩令世人所惊叹。其拱顶的高度——祭坛和中厅分别高达31米和33米，堪称当时的最高纪录。这样的建筑对各类材料的需求自然是巨大的。
中央大门的左侧墙基座（即大门间柱基督雕像右侧）的浮雕：罪恶和美德。石料石料主要用于大教堂主体框架结构的建设，起承重支撑和雕饰作用。这一次，为了找到适合的石料，研究人员几乎找遍了全世界，以发现各种性质都相近的石头。14世纪工程现场的施工团队对其所使用的不同类型的石料的质量了若指掌。采用立砌法所建造的细柱达几米高，它们沿其岩石层理方向垂直竖起，状若尖顶，尤其是位于西立面廊台高窗处的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玫瑰圆窗的窗棂也展现出了相当精巧的设计。相较于横厅的玫瑰窗而言，位于西立面的玫瑰窗向我们展示了其成功地将石质窗棂所占的比重大幅减少。木材木料用于构建尖塔、屋顶结构、祭坛主体以及窗框、座椅等，在2020年开始的修建工作中，为了使重新站起来的塔尖完全复刻原版，需要超过1000棵直径超1米、高达20米以上的橡树，而一批林地里也只能选出几棵符合条件的。于是人们在全国各地的森林里寻觅，花一年时间选木材，手工打凿每根橡木。
2021年3月6日，法国文化部长罗塞琳·巴切洛选定第一棵将用于修复巴黎圣母院尖顶的橡树，图片来自海外网。在火灾发生之前，屋顶框架在中世纪时期已历经多次改建，其中所使用的最古老的木料年代可追溯至1160年和1177年左右。这些木料大部分被用在了1220年左右的祭坛主体框架工程和随后1275年左右的翻修工程中。修建教堂的顶部构架需要大量木料。木质椽条由数量众多且截面相当小的方木所构成，以榫卯方式组装。这些木料大部分应该是来自大教堂参事会名下的林场，直到今天此处的植被仍然以橡木为主。金属材料在建造巴黎圣母院所用的金属材料之中，铁件是被视为用于加固建筑的材料。铁料不仅可制成铁质的窗棂用于彩色玻璃窗的加固，也可用于固定窗叶。它还确保了教堂大门门扉的开关和转动，而门扉之上的铁质构件也起到了加固的作用。巴黎圣母院圣安妮门上的铁质构件可谓远近闻名，据说是因为铁匠比斯科内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才能制作出如此精巧绝伦的作品。而魔鬼的承诺并不包括中央大门，因为那里是圣礼通过之处！
今日巴黎圣母院祭坛北墙内立面的玫瑰窗铅料在巴黎圣母院建筑工程中的应用也颇广，从一开始就被选中用来制作大教堂的顶部，大主教莫里斯·德·苏利为此项工程留下的100里弗尔的遗赠就是证明。在原先的屋顶上，铅板是垂直排列的，从19世纪的修复工程中，它们才开始以水平方式放置。这些建材也告诉了我们2019年巴黎圣母院火灾持续16小时难以扑灭的原因：火情最初在天花板出现，由于天花板采用木料和铅料两种可燃物质，火势蔓延迅速至整个屋顶，并在燃烧过程中产生大量铅烟等有害物质。
忒修斯之船：圣母院大教堂没有完成时鉴于历史上多次的改建与修复工程，从严格的建筑学角度来看，我们很难说巴黎圣母院究竟是怎样的建筑风格。我们似乎见证了处于先后不同历史阶段的“两座”巴黎圣母院：“第一座”是建造初期的哥特式建筑，从今天大教堂中厅的内部线条还能依稀看出这一时期的特点。“第二座”的出现则是以13世纪所启动的改建工程为起点，直至14世纪下半叶结束。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资料的匮乏令我们很难还原巴黎圣母院与已经消失了的圣堂所在的主教街区自12世纪中叶起的历史轨迹。然而少数文献和圣母院自身记载了属于它的建造故事。“第一座”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2世纪初期。早在公元6世纪，皈依基督教的法兰克国王在巴黎西岱岛上修建了圣艾蒂安基督大教堂。12世纪初,圣艾蒂安基督大教堂倾圮，巴黎主教莫里斯·德·苏利（Maurice de Sully）决定重建新教堂。圣母院大教堂正式动工。大规模的修建工程陆续启动，1120年建造大门，1124年又修了尖塔。
1120年前后巴黎圣母院纵切面图（G. Chaumet, Plemo 3D）到了1160年，大主教莫里斯·德·苏利启动了更为大胆的改建工程。他并不意于重建圣艾蒂安基督大教堂，他想做的，是修建一座全新的、空前绝后的巴黎主教堂。大教堂主体结构的建造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从1160年到1220年。在此期间，由东至西陆续修建了祭坛、横厅、中厅和西侧外立面的下半部到玫瑰窗的部分。主体结构完成后，“第二座”圣母院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建。在此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大教堂的建造工事从未停歇。在其主体结构完工之后，1220~1230年，主殿的高窗被拓宽，檐墙也被抬高，以便安装排水渠，用于溢流教堂尖顶落下的雨水。这项繁重的工程无疑为我们解答了为何教堂的钟塔楼直到13世纪40年代中期才完工。同时，在中厅外沿的扶壁之间加建了一系列小礼拜堂。
1270年前后巴黎圣母院的纵切面图（Lassus et Viollet-le-Duc 1856）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修建工程在1258—1270年迎来了高潮——在横厅的两端加建了带有华丽门廊和大型玫瑰窗的外立面。祭坛的修建工程还在继续，与中厅类似，沿祭坛右侧和环半圆形后殿的周边也加建了小礼拜堂。祭坛和圣坛已经占据了中厅以东的位置，并以石雕围栏所间隔，该围栏于14世纪中叶完工。此后，大教堂的整体外观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从1699年起，大型修建与改建工程再度启动。至此，巴黎圣母院的基本建筑格局就这样奠定了，其后几个世纪的修补调整也仅在局部和装饰层面。
主要工程不同阶段平面示意图（G. Chaumet, Plemo 3D）
大教堂是古代欧洲最烧钱的东西2019年~2023年间，法国方面累计投入10亿余美元进行巴黎圣母院的重建与修缮工作。上面提到，从12世纪60年代到14世纪末，巴黎圣母院旷日持久的修建工程延续了长达两个世纪。这样浩繁的工程注定要面对两个问题：谁出钱？怎么建？因此，大教堂工程的资金筹集和建筑设计、建材选择就成了很重要的问题。自5世纪以来，教会法就规定，每座教堂的收入和善款的四分之一应专门用于宗教建筑的维护和修理。这一预算可以出自主教或参议会的收入，也可以来自信徒捐赠的善款。所以，神职人员自掏腰包、信徒捐款成为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修建的主要资金支持。
巴黎圣母院的中厅，上部屋顶为铅制为了增加收入以进行运营和建设，教会还开辟了另一个重要的渠道：葬礼服务。当逝者要安葬在教堂的墓地时，就需要向财产管理委员会支付一笔相当昂贵的费用，而这笔款项是专用于大教堂神职人员的入殓相关事宜。例如总铎彼得·德·法耶尔（卒于1344年）就安葬在半圆形后殿中轴线一侧的回廊处，离由他所捐建的祭坛围栏中部并不远。
来自祭台围栏的彼得·德·法耶尔总铎的雕像，约1344年，现藏于卢浮宫雕塑部，Inv.LP540（RMN）现有的文献资料几乎没有提及神职人员对大教堂主体工程的资助，仅能找到关于主教的个人捐赠的相关记录，如莫里斯主教捐建的铅制屋顶，纪尧姆主教捐建了北塔立面。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究竟是文献资料的缺失，还是如实反映了在神职人员整体参与度不高的情形之下，个人对大教堂的修建工程却格外关注？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尽管来自神职人员的捐赠略显微薄，但信徒们可谓是慷慨解囊，来自他们的馈赠无疑成为教会收入的主要来源。可以说，正是由于从信徒处募捐而来的善款逐年减少，神职人员们才不得不加大自我捐赠的力度。教会鼓励教区内的所有信徒积极参与教会活动，比如参观总执事所巡视的被委以管辖的堂区。除了在教会之外的地点所举办的募捐活动，信徒们也可以前往大教堂，直接在现场捐献实物或银圆。为了鼓励信众更为积极地进行捐赠，主教们还会接受信众的忏悔。具体的做法包括赦免那些为建造或修复教堂捐献了善款的人所犯下的罪责。比较黑幽默的事件是，一位名叫蒂博的高利贷者曾向主教咨询如何拯救自己的灵魂，主教居然建议他将自己通过高利贷积累的财富用于修建巴黎圣母院。
成为文化地标：流动的圣节圣母院大教堂的建造对其堂区教堂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15世纪，圣塞维林教堂的多期扩建工程进一步强调了其与大教堂之间的附属关系。它最终复制了大教堂五个殿厅的平面布局和环绕以一系列小礼拜堂的双回廊设计。圣母院建筑所体现的诸多典型特征，在中世纪末甚至之后众多教堂的建筑工程中被反复采纳，如圣尼古拉斯德尚和圣厄斯塔什教堂等。
巴黎圣塞维林教堂的中厅与圣母院教堂极为相似圣母院将其强势的影响力扩展至教区内的每一间教堂。众多教堂不同程度地借用了圣母院的建筑设计和装饰元素。这一现象令我们可以将教区建筑等同为一种市政工程，大教堂在其中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以一砖一石呈示出教会这一等级森严的机构所象征的威严与权势。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其建筑工程结束之后仍在继续，这可以解释为它作为主教座宫所代表的权威令其治下的众多下属教堂也成为此建筑遗产的一部分，从而彰显它在整个教区范围之内所独享的尊贵地位。在建筑领域与宗教影响之外，巴黎圣母院亦因其文学形象受到后世重视。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暴乱者彻底摧毁了巴黎圣母院彩色玻璃窗，烧毁大主教区，巴黎当局计划彻底拆除圣母院。1831年，维克多·雨果出版《巴黎圣母院》一书引起轰动，引发了法国全国性的保护行动。本要拆除的尖塔与立面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 (1956)剧照尽管《巴黎圣母院》的创作部分意在借古讽今，抨击复辟王朝与教廷的黑暗，但书中对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生动描写与艺术折射令每一位读者都对这一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印象深刻。书中情节，无需在此多加介绍。这里我们只想提醒大家关注这一系列故事发生的时间起源：愚人节。此处的愚人节和我们今日认为的捉弄人的节日并不相同。法国中世纪的愚人节是一种由教堂发起的宗教庆祝活动，由教堂的副执事们在耶稣受割礼日（1月1日）进行庆祝，其热闹和喧嚣程度与往常礼仪庄严的教会秩序形成鲜明对比。活动内容包括了穿越整座城市的游行和为圣母举行的礼拜仪式。这一系列活动可以令年轻的副执事有机会以戏谑的方式模仿神圣的礼仪，并容许其中的放纵行为。当日所展现的福音书段落是有关出埃及记的内容，由神职人员饰演圣玛利亚与圣约瑟夫。该仪式被称为驴的仪式，因为有一头货真价实的驴被带入教堂参与演出。由于此愚人节被视为年轻神职人员的节日，它极有可能也吸引了城市中年轻学生的广泛参与，尤其是因为圣尼古拉斯通常也被认为是学子的守护神。愚人节和常规游行的存在表明，圣母院大教堂的教区范围至少包含整个巴黎市区，并长期持续性地对其信众产生宗教、文化与生活多方面的影响。《巴黎圣母院》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名垂文学史的同时，巴黎圣母院亦在法国人乃至世界人民心中获得愈来愈重的分量，从巴黎市的宗教地标上升为世界性的文化地标。相信即便是对法国不甚了解的读者，在谈及法国时脑海里也会浮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及圣母院大教堂经典的西立面图片。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西立面（CAC）“遥远”的圣母院大教堂离我们不再遥远，湮灭于历史与被焚毁的建筑于纸上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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