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应用]算法暴力的致命狂欢，现代战争的重大转变[4P] [复制链接]

2月2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行动中，美军调用了OpenAI、Anthropic旗下的Claude和Palantir大模型，进行情报评估、目标识别和战斗场景模拟。
Anthropic自2024年起就与五角大楼展开合作，为美军作战人员提供技术支持。《耶路撒冷邮报》称，将大型语言模型融入军事“杀伤链”，标志着现代战争的重大转变。
此情此景，正如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安东尼在《算法焦虑》一书中写的那样：人工智能已然扮演了杀戮者的角色......战争或许已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如今，我们见证了“量子战争”的出现。安东尼称之为“算法暴力的致命狂欢”。
他在书中提出，人工智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已经对人类社会产生剧烈的制度性动荡。AI已经将全球范围内传统的战场冲突模式，转变为多个屏幕、多元媒介上的算法战争。搜狐文化曾与《算法焦虑》译者徐法寅对谈，他表示“当算法进入战争，'合法性'是关键问题”。
以下，为书中第四章“算法暴力的致命狂欢”内容节选。

算法焦虑：数字时代的恐惧
[澳]安东尼·埃利奥特 著 徐法寅 译
格致出版社 2026-01
弗洛伊德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现代社会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被压抑的无意识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情感力量：既孕育生命，也带来死亡，从石器时代到《星球大战》上映的时代，都是如此。
在我们当今的高科技时代，这种无意识的情感力量有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包括无人机、机器人杀手、致命性自主武器等。从某个方面看，人工智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AI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正表现出一种剧烈的制度性动荡。
越来越明显的是，全面地考察技术发展创新对社会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再也不能从技术专家的视角出发。作为突破性目标检测算法YOLO（You Only Look Once，“你只需要看一次”）的设计者，对于人工智能系统的各种应用程序所产生的伦理问题，约瑟夫·雷德曼（Joseph Redmon）指出，计算机视觉算法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包括医学、医疗保健以及环境领域的进步。
但他也逐渐认识到，他在计算机观测和解释周围环境方面推动的算法创新，已在不知不觉中脱离了其原本的设计背景，其中之一就是，他的成果被军方用在了战场上，无人机被用于收集敌方车辆及相关战争目标的移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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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ic发布面向美国政府的特别模型Claude Gov
机器学习算法以及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问题，不仅涉及民用、商业应用与军事应用之间的区别问题，还涉及对有组织的暴力手段进行系统性控制时的自动化武力、算法力量以及新型武器的使用问题。
这种发展的典型特征包括：机器学习算法在军事行动中日益广泛的应用；某些类型的人工智能监视技术的集中使用；以及战争中无人机、半远程杀伤性机器人和其他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系统性运用。美国空军就利用人工智能打击战斗人员以及那些被怀疑同情敌方的人，这日益成为全球军事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
自动化技术手段能够将传统的战场冲突模式转变为多个屏幕、多元媒介上的算法战争。自动化机器战争的新时代，肇始于由人工智能确定军事行动和军事人员，这种方式几乎只利于算法预测和机器计算，而且消除了这种技术手段产生的担忧和焦虑情绪。
自动化机器战争是现代性发展到算法阶段的产物。对于民族国家的军队而言，人工智能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工具。为了在未来几年不被甩在后面，民族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会加快发展步伐。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远程控制的、半自主的和全自主的武器造成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然扮演了杀戮者的角色。
我们虽然很难获得关于这些由计算机操控的自动化战斗的准确信息，但非常明确的是，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自动化机器作战的新发展趋势的基础是：美国军队早前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冲突中就使用了新技术。
这并不是说，这些代表着技术应用方面的全新发展；相反，这意味着战争技术以极快的速度在新型与旧式、虚拟与现实、局部与全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相互转换。换句话说，全球范围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多地采用算法战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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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7日，伊朗杰出的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正准备驾驶一辆日产汽车-他的妻子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离开德黑兰，前往他们的乡间别墅度周末。在伊朗国防创新与研究中心，法赫里扎德领导着伊朗的核研究项目。
根据政府关于这起事件的官方通报，在当天晚些时候，法赫里扎德死于一场公路伏击。这起谋杀案，是当时一系列伊朗核科学家遇刺事件中的一个，这些遇刺的核科学家中，有许多人曾直接为法赫里扎德工作。根据多个政府机构的早期声明，对法赫里扎德的暗杀行动与对其他核科学家的杀害行动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此次袭击使用了高科技数字技术。

伊朗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遭袭现场
《纽约时报》在2021年末以司法鉴定般的详细程度进行了报道：“那个下午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导致该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简直就是直接从科幻小说里搬出来的。”
在他们的文章《科学家与人工智能辅助的、远程控制的杀人机器》中，罗恩·伯格曼（Rohen Bergman）和法尔纳兹·法西希（Farnaz Fassihi）坚称，以色列军队部署了高科技自动化武器，所以伊朗的暗杀现场无须军事人员直接到场。基于对以色列、伊朗和美国的政府官员及军事人员的采访，伯格曼和法西希写道：
“此次行动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伊朗革命卫队存在严重的安保漏洞、以色列国外情报机构摩萨德进行了充分的策划和监视、法赫里扎德先生持有近乎宿命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但是，这次行动也是对一款高科技机枪的首次测试，该武器是电脑化的，装备了人工智能和多个摄像头“眼睛”，通过卫星进行操控，且每分钟能够发射600发子弹。”
与战斗无人机一样，这架经过改装升级的遥控机枪，也加入了远程定点清除的高科技武器库。但与无人机不同的是，这种机器人机枪在天空中不会引起任何注意，而无人机则可能会被击落，并且这种机器人机枪可以部署在任何地方。这些特性很可能会重塑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的格局。
诚然，这些不同的技术之间确实存在着重要差异。但总体而言，自动化技术的进步正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重塑军事力量。德·德里安表示，战争或许已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如今，我们见证了“量子战争”的出现。在这种战争中，爱欲与死欲之间不稳定的、脆弱的平衡，始终面临着坠入自动化机器战争带来的混乱与杀戮之中的危险。

事件概述
2月2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行动中美军调用OpenAI、Anthropic旗下Claude和Palantir大模型进行情报评估、目标识别和战斗场景模拟。Anthropic自2024年起与五角大楼合作，为美军作战人员提供技术支持。《耶路撒冷邮报》称将大型语言模型融入军事“杀伤链”是现代战争重大转变，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安东尼称其为“算法暴力的致命狂欢”，其书译者表示算法进入战争“合法性”是关键问题。
书中相关观点阐述
1.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引发制度性动荡
技术发展影响考察视角转变：全面考察技术发展创新对社会的影响，不能仅从技术专家视角出发。如YOLO算法设计者约瑟夫·雷德曼，其算法创新在医学等领域有巨大社会效益，但成果被军方用于战场，脱离原本设计背景。
军事行动中算法应用特征：机器学习算法在军事行动中应用日益广泛，如美国空军利用人工智能打击战斗人员及怀疑同情敌方的人；某些人工智能监视技术集中使用；战争中无人机、半远程杀伤性机器人和其他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系统性运用。
自动化机器战争特点：自动化技术手段将传统战场冲突模式转变为多个屏幕、多元媒介上的算法战争，是现代性发展到算法阶段的产物。人工智能成为民族国家军队重要工具，各国会加大投入，但其在远程控制等武器造成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杀戮者角色。
战争技术转换特点：战争技术以极快速度在新型与旧式、虚拟与现实、局部与全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相互转换，全球范围暴力冲突越来越多采用算法战争模式。
2. 自动化机器作战发展趋势及基础
发展趋势：全球范围内自动化机器作战成为新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
发展基础：美国军队早前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冲突中使用新技术，为自动化机器作战新发展趋势奠定基础。
3. 伊朗核科学家遇刺事件体现算法战争
事件概况：2020年11月27日，伊朗杰出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在准备前往乡间别墅度周末途中，死于一场公路伏击，这是当时一系列伊朗核科学家遇刺事件之一。此次袭击与对其他核科学家的杀害行动主要区别是使用了高科技数字技术。
袭击武器特点：以色列军队部署的高科技自动化武器，如经过改装升级的遥控机枪，是电脑化的，装备了人工智能和多个摄像头，通过卫星操控，每分钟能发射600发子弹。与战斗无人机不同，这种机器人机枪在天空中不会引起注意，不易被击落，可部署在任何地方，很可能重塑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格局。
事件反映的战争变化：自动化技术的进步正在全球范围内极大重塑军事力量，战争或许已发生永久性变化，见证了“量子战争”的出现，爱欲与死欲之间平衡面临坠入自动化机器战争混乱与杀戮的危险。

算法暴力的致命狂欢：现代战争的范式重构

一、算法暴力的本质：数据驱动的“精准杀戮”
算法暴力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以数据为核心、以算法为引擎的新型战争模式。它通过整合卫星侦察、无人机监控、社交媒体轨迹、通信数据等多源信息，构建起覆盖全时域、全空间的目标追踪网络。例如，通过面部识别算法与实时定位系统的结合，可实现对目标的“全生命周期监控”——从日常活动轨迹到家庭住所，从社交关系到实时位置，算法能在毫秒级内完成数据关联与决策，引导无人机、导弹或远程武器实施精准打击。这种“发现即摧毁”的自动化流程，彻底改变了传统战争中“侦察-决策-打击”的冗长链条，将暴力行为转化为可计算、可重复的“技术操作”。

二、现代战争的重大转变：从“人力对抗”到“算法主导”
算法暴力的崛起，推动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从“降维打击”到“认知碾压”
传统战争依赖兵力、火力的数量优势，而算法战争则通过技术代差实现“降维打击”。例如，某国通过算法矩阵分析敌方领导人的活动规律，无需人力渗透即可精准定位其藏身之处；或通过“爸爸在哪里？”这类系统，追踪目标的家庭住所，当目标与家人团聚时发动打击，最大化杀伤效果。这种“精准到家庭”的暴力，不仅摧毁了敌方的物理存在，更瓦解了其社会结构与心理防线。

战场空间的“泛化”：从物理到数据
算法战争的战场不再局限于陆地、海洋或天空，而是扩展到网络、数据、认知空间。算法可通过攻击敌方的指挥系统（如干扰其通信网络、篡改情报数据），或通过社交媒体算法传播虚假信息（如制造敌方“暴行”的舆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例如，某国利用算法分析敌方士兵的社交媒体动态，识别其心理弱点，进而投放针对性的心理战内容，削弱其战斗意志。

打击目标的“平民化”：模糊战争与谋杀的界限
算法的“精准”并非绝对，它往往将平民纳入打击范围。例如，通过算法标记“疑似恐怖分子”的家庭住所，导致无辜妇女、儿童死亡；或通过“大数据画像”将普通民众归类为“潜在威胁”，进而实施监控或打击。这种“算法定罪”的模式，彻底模糊了战争与谋杀的界限，让平民成为战争的“ collateral damage”（附带损伤）。

三、算法暴力的致命后果：伦理崩塌与社会撕裂
算法暴力的“高效”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伦理危机：

道德底线的崩溃
算法让杀戮变得“无痛”——操作人员只需在屏幕上点击按钮，即可完成打击，而无需直面死亡。这种“远程操作”的模式，让暴力行为脱离了道德约束，甚至被包装为“正义的报复”。例如，某国士兵通过算法系统实施远程打击，却因无法承受“间接杀人”的道德压力，导致自杀率上升。

技术共谋的“隐形犯罪”
科技公司的算法支持，成为战争机器的核心组成部分。例如，某西方科技公司提供的云服务、算法分析工具，让某国的战争机器具备了“精准杀戮”的能力；或通过“数据共享”，让某国能够追踪敌方的通信轨迹、社交关系。这些公司虽未直接参与战争，却通过技术手段成为“战争帮凶”。

社会认知的“异化”
算法暴力的“高效”，让社会对战争的认知发生了异化。人们开始将战争视为“技术竞赛”，而非“人道主义灾难”；将“精准打击”视为“进步”，而非“残酷”。这种认知异化，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当算法让杀戮更“高效”时，人们往往忽视了背后的人道主义代价。

结语：算法暴力的“狂欢”，何时终结？
算法暴力的崛起，标志着现代战争进入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它不仅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更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当算法成为“杀戮的引擎”，当科技公司成为“战争的帮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技术的进步，究竟是为了保护人类，还是为了摧毁人类？算法暴力的“致命狂欢”，何时才能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