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uozm32831 |
2018-02-28 11:03 |
骈文在古代长期存在，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写作者个人的审美爱好？或是某一个朝代或时代的审美需要使然？以前我们更多的是从骈文这一写作方式的产生渊源探讨原因。而骈偶现象一直伴随中国书面文学发展，成熟的骈文也延续了漫长的岁月，应该更有内在的制度性原因。我以为，骈文的语言仪式感和文体话语权是被忽略的因素。
骈文是中国言文分离的书面表述系统的产物，书面写作脱离记录口语表述，可以文其言以修饰美化，让文辞整齐而有节奏。这样整齐有规律的语言方式在书面文本表达发展过程中成了最后的共同选择。特别是古代文本书写不使用标点符号，语言表述具有的规律性的节奏方式和停顿方式就成了天然的音韵句读标识，只要有写作经验和阅读语感者自然会掌握文章的句读停顿。当骈体越来越规范为以四六句为主后，社会使用骈体就慢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模式，骈文文体就逐渐具有了强势话语的制度性地位。骈体在公文和公共交往中的书面写作方式中就成了人们书面交流时默认的共同话语表达方式，而且成了一种话语仪轨，成为具有语言仪式感的文体，所有的写作者和阅读者以及公文制度都接受认可了，这样就在书面写作系统中成了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写作文体。
骈文由于节奏而具有了仪式感，这样就助推了骈文的发展和兴盛。比如说四言句由两个二字节奏顿组成，节奏均衡，铿锵有力，最具有庄严感、神圣感，也成了骈文的基本句式。从《尚书》开始，除了叙述性的表述外，先哲先贤的言辞多用四字句。从此官方文书多用四言句成为基本规则，如《虞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为什么呢？因为四言句只有两个节奏顿，由两个双音节的词组成，语气非常均衡，体现了平衡对称的古典原则，比较适合体现威严的秩序，所以历代的朝廷文书多用四字句，以体现神圣庄严之感。在祭祀类的颂文里，也多用对偶的四言句，也是因为更能体现祭祀神灵的庄严神圣之感。朝廷的文书也要营造庄严的仪式感，这样骈体成了宫廷文体的基本模式。所以，刘勰论“颂赞”一体说：“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文心雕龙》）四言句短，节奏明快，易记易诵。骈文的六字句也是具有节奏的平衡和均等声韵效果。刘勰《文心雕龙》论“笔句”云：“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说的“字有条数”就是文辞规整有定数的特点，“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正是说出了四六句法的音韵特点。“密”是说句子紧凑，但语气又不急促，“格”是说有一定规格定制，但又不长。四六句不短不长，长短结合，交互使用，温文尔雅。这揭示了六朝以后骈文四六句成为文章仪轨的音韵上的原因。所以四六句的形成不是以前所认为和否定的简单的形式主义产物，而是这一文体文辞语言具有庄严的仪式感使然。它是伴随汉代帝制仪式文化强化以后上层社会书面书写文体模式化逐渐成熟的语言文体符号。中华文化传统是礼义之邦。这种礼义是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礼敬关系仪式化。凡是重要的场合都极重视仪式感的仪轨。这种礼义与音乐结合成就了中国礼乐文明。这种礼义与书面写作结合就成就了四六骈体文辞。而这种文辞不是视觉上的阅读接受，而是听觉上的诵读接受，诵读就需要音韵谐美。以四六句为主的骈文就成了必然的产物。
汉代以后随着官方文书体制逐渐规范化，适应朝廷文书表达的文体模式慢慢形成写作规范和模式。骈体这种彰显帝制威严的庄严话语方式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写作模式，具有了文体话语权。在汉代开始流行的连珠体就是骈体刚开始成为朝廷文书时文人练习写作的句子段落的练习文体。所以，当骈文成熟后，连珠这种片段的骈体就式微了。这正说明骈文的成熟与成为朝廷公牍写作模式是同步的。六朝时期，受朝廷公牍用骈体的影响，文人的其他公文和公共交往用文体也逐渐骈偶化。隋唐以后，随着选拔朝廷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而带来的科举试策用骈体和律赋用骈体，骈体又进一步影响文人的日常写作。骈体作为应试文章之文体方式，目的是了解举子是否具备写作朝廷公文及一般官方文书所需要的文体技巧。即便是后来提倡古文写作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也是熟悉骈体公文写作的。由于他们早已熟练使用骈体技巧，所以他们在古文写作中也有意识地使用骈句来加强节奏感，增加文气。可以说，文人用骈体是公文的必备写作技巧。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记载了一件司马光与骈体有关的轶事：
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辞，不许。上面谕公：“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公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举进士，取髙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趋出，上遣内臣至门，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谢，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怀中，不得已乃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2页）
这是司马光以不会写公文四六婉拒神宗擢其为翰林学士的故事。这说明宋代朝廷文书用骈体是最基本的制度性规范。这种写作技巧也是需要专门的人才的。历代朝廷文书都需要这种具有语言仪式感的文体，可以强化朝廷的庄严仪式感，一直到近代的官方文书都是用骈体写作。这就说明骈体具有的语言仪式感是骈文长期存在和兴盛的最重要原因。
从朝廷的公牍文书下行文的诏令到一般官员公文上行文的奏议章表都采用骈文，说明骈体的流行是因为朝廷公务语境的庄严仪式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仪式感。我们从唐代最有影响的中唐“燕许大手笔”、陆贽，到晚唐以骈体写作代言公文做郑亚幕僚的李商隐，可以看出公文文书是骈文应用的大宗，也是古人作为作家存在的主要写作文体。从历代作家别集收录的大量公文来看，就不难理解会骈体写作是古代作家自认为兼济天下、很有立言成就感的作品。“文”在古代本来就是修饰的意思。这种修饰最具有难度、最具有文学成就感的就是骈文。而且骈体文书往往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记录国家重要的治国理政内容，所以作家极为珍视，会收录到自己的文集中。
骈文这种具有仪式感的文体作为中国书面表达的话语方式，由于中国文化影响力巨大，也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随着科举制度的影响，这种具有仪式感的文体传播到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并影响了他们国家的话语表述方式。日本不但收藏了大量骈文的总集，也有训练摹写骈文的示范书籍《文林良材》流行，也有本国的骈文作品总集。在朝鲜半岛也有四六文集的流行。在越南也有大量科举考试的骈文写作辅导书籍。这说明在中国古代国力强大的时代，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话语表达也随着国家影响力而影响世界。骈文构建了代表中华文化话语权的文体模式，并产生了世界影响。这些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古代的话语方式也模仿并采用中华本土的话语方式，说明具有语言仪式感的骈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代表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标志性话语文体。
在当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化自信也体现在文化交流中掌握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不仅表现在思想和内容的引领上，也要在话语方式上更便捷，更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而作为对语言提炼最规整的语言方式，骈体是最好的选择。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圣贤经典名言多数是用四言或六言的对称句式构建，其简洁明快、易诵易记，体现了中国人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的整体性观照。我们的官方文书不但可以借用骈体古语、先哲名言警句来表达新意，也应该尝试多用这种话语方式来提炼表达关键性核心话语，使表达的思想更简洁、更明朗，更容易传播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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