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正经也 |
2018-12-06 10:58 |
年底，又到订阅报刊的时候。拿着十几份订阅单，想想，这辈子还真与报刊有缘。
最早接触报纸，还是在读小学二年级时。当时，班主任老师动员我们这些刚认识没多少字的学生订阅《少年报》，我这个班干部的当然要积极响应了。当年的《少年报》很便宜，每星期一份只要两分钱，但订阅必须三个月一订，需要两角七分钱。这些钱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也不是所有同学都付得出的。好在我父母比较“开明”，对学校老师的要求都很支持，问他们要钱订报纸也很“爽气”。就这样，我与报纸结缘，每周拿到这张报纸，都会从头看到尾，不放过任何一篇文章。遇到不认识的字，还会查字典。当年的《少年报》，讲的都是“革命道理”，宣传的都是英雄人物，对我们这代人的人生启蒙有着很深的影响。 “文革”开始后，《少年报》停刊，学校老师也不动员我们订报纸了。但我看报纸的“念头”已经被“吊”起，家里没订报纸，要看报纸有点难。好在当时离家不远的中兴路上，有一家“闸北邮电支局”，门前有一排长长的报栏，简陋的玻璃橱窗内，天天按时更换着当天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成了我几乎每天傍晚的必去之处。有时，看报的人多，钻在人群中，踮着脚尖把一篇文章看完还是蛮吃力的；贴着玻璃太近，挡住了后面大人的视线，还会招来呵斥。慢慢地，我摸出了规律，尽量在放学后、晚饭前去看报，那个时间看报的人少，我可以把每张报纸、每个版面都看个够，碰到喜欢的文章，还可以多看两遍。
看我那么喜欢看报，有时刮风下雨也往邮局跑，父母有点“肉痛”，提出每月给我一元钱订阅报纸，这让我喜出望外。当时的日报，每天四个版面，零售每份四分，订阅每月只要一元钱。每当拿到邮递员送来的还飘着墨香的报纸，我会如饥似渴地从头版头条看到四版末条，再回过头来看喜欢的文章。因为喜欢看报，在那个提倡“关心国家大事”的年代，我知道的国家大事就多一些，知识面相对也就广一些，当学校老师布置写作文、写周记、甚至写“大批判”文章时，总能写得快些好些，得到老师的表扬也多些。
参加工作不久，在一个三百多人的单位里，大概是领导看我还有点“文化”吧，让我业余兼职搞些“政宣”工作，并把单位报箱的钥匙交给了我，让我每天两次开报箱，收发报纸信件。当时，每个班组都订有报纸供学习时用，加上个人自费订阅的报纸杂志，每天报箱里的报纸杂志还真不少。对别人来说，每天工余时间收发报纸，是一件多出来的麻烦事，可对我这个喜欢看报的人来说，却是一件大好事，我可以“利用职权”先睹为快，多看几种报纸杂志。收发报纸时间一长，我与邮局负责报刊发行的同志也熟悉了，每年，党报党刊的订阅任务我都超额完成，而当年自费订阅比较紧俏的《参考消息》《大众电影》《大众医学》《科学画报》等我也可以争取比较多的份额，满足不少同事的订阅需求。为此，我还多次被邮局评为报刊发行先进个人。“文革”结束后，报纸杂志纷纷复刊创刊，新的报纸杂志层出不穷，我利用职务之便，第一时间订阅浏览了不少喜欢的报纸杂志。走上管理岗位，有了财务“审批大权”后，我更是用足政策，订阅了很多种报纸杂志，既为当年单位里的青年职工“读书热”创造条件提供了很多精神食粮，更是满足了自己的阅读欲望。上世纪80年代末，我奉调到上级公司工作，后来的领导“审计”我的“审批账目”，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年要花一千多元钱公费订阅很多报纸杂志……
进入党政机关工作后，较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从事的都是情况信息工作。这一工作的特点，除了每天看各部门单位报送的简报和书面材料外，就是阅读报纸杂志，上班时间可以看报纸杂志，而且还是工作需要，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享受。幸运的是，这里的报纸杂志还特别多，除了中央和上海的党报党刊外，还有全国很多省市的报纸（如新疆《兵团日报》《深圳特区报》等）以及中央很多部委的杂志（如《望》《半月谈》《新华月报》等），上海各个条线的报纸杂志更是齐全。面对大量的报纸杂志，我真有一种“老鼠跌进米缸里”的感觉。后来我到档案部门工作，这里因为有收藏归档的需要，也订阅了很多报纸杂志，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有很多时间可以阅读报纸杂志，真的很享受很满足。
如今，社会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日渐方便，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后，各种新媒体、自媒体异军突起，对传统的报纸杂志冲击不小，一些办得蛮好看的报纸杂志也停刊停办了。但作为一个长期喜欢看报纸杂志的人来说，尽管如今在电脑和手机上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多，但钟情于传统纸媒的习惯还是难改，对报纸杂志的情怀依旧。
作者 彭伟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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