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uozm32831 |
2019-04-25 21:34 |
对话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技术革新让对话变得更加便利，同时也使争论更容易发生。在这样一个众说纷纭、“鸡同鸭讲”的嘈杂时代，该如何“温和”地对话，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濂的新书《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首发式上，他和青年作家蒋方舟、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晋一起，给出了他们的思考。
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温和”与“强力”的两种范式
说到“温和的力量”，周濂首先想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学者伊拉斯谟。他对普通中国读者来说很陌生，但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上承文艺复兴，下接宗教改革，在西方这一大转折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有趣的是，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伊拉斯谟经历了从先锋到保守的转变。文艺复兴时期，他写了《愚人颂》，翻译了希腊文的《圣经》；而到了宗教改革时期，面对激进的马丁·路德，他又变成了一个相对保守的力量。面对呼啸而来的革命狂潮时，温和而理性的两面不讨好的性格使得伊拉斯谟格格不入。他理性地讲道理，把对方看作一个平等的、可沟通的对象，不断地对话。马丁·路德则不然，他觉得自己已经想明白了，接下来要做的只是说服别人。伊拉斯谟是温和的，马丁·路德则带有强力的因素。
周濂
然而，正如蒋方舟所说，历史上经常是温和的一方失败。伊拉斯谟的失败就是非常典型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经为伊拉斯谟写过一部传记，叫做《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他在书中对伊拉斯谟的“温和”就很失望，感慨说伊拉斯谟在教皇派看来是皇帝派，在皇帝派看来又是教皇派，他在历史上变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人，也没有追随者。历史从来不欣赏温和的人，而欣赏狂热派、极端分子。
蒋方舟
但是，温和不等于脆弱或软弱。伊拉斯谟身上有一种温和但坚持的力量。用周濂的话说，是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所认同的价值理想。他自己也在践行这一点。说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理解。所谓“理解”，就像人们在十字路口相遇一样，彼此之间以一种礼貌、正派的方式打交道，彼此问候，交换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从此要走到同一条路上。周濂指出，今天也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知识人需要思考：如何自处，如何在坚守自己所认同的价值理想同时又能够与不同意见的人有效地沟通，而不是陷入各说各话、鸡同鸭讲的全民乱讲时代。
哲学的有趣之处恰在于无用
周濂这样解释自己的新书《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的命名：西方哲学的智慧和面向大众的西方哲学史课程，其核心目标就是打开，打开人们的视野、既定的思维模式和各种思想的可能性，让人们从一种教条、沉闷、封闭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他提到梁文道在2011年理想国文化沙龙上的一张照片，那场沙龙的主题就是“打开”。照片上，梁文道左手持话筒，右手做出一个非常有力的拳头的动作，身后是红底白字的“打开”两个字。在周濂看来，哲学正应该通过漫长的说理和润物细无声的示范的力量，慢慢让大家体会到说理和教养的力量。
《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作者：周濂，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4月
对此，蒋方舟却说，哲学通常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巨大的困惑。她举了那道著名的“电车难题”：一个疯子在铁轨上捆了5个人，可以拉动车上的转向杆把车引上另外一条轨道，那条轨道上只被疯子绑了一个人。会不会拉动转向杆就是一个道德难题。但是，哲学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无用，它拷问人们平常不需要去拷问自己的问题，这跟文学是有共同之处的。她谈到特别打动她的一篇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故事本身情节很平淡。伊万·伊里奇是一个法官，他一辈子按部就班地、非常快乐地生活，到临死前的一刻才觉得好像活错了。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好像在一个倒着开的火车上，方向是错误的。那一刻他非常恐惧，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蒋方舟说，伊万·伊里奇这一刻的恐惧，恰恰是文学史上最闪亮和震撼的一刻。
同时她也尖锐地指出，大多数人也可能有一个瞬间像伊万·伊里奇那样，觉得一辈子都活错了。但人们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和自我辩护。这是一种生活的惯性，人们没有武器和它进行抗争。而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给人类一把剑，不断促使人类更加深刻地自我怀疑，与自我合理化的惯性对抗。这种斗争的过程会非常痛苦，但它是人之为人、人之为一种思想的动物的本质。
列夫·托尔斯泰
因此她也认为，《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这本书的闪光点，一是专业性与讲稿的通俗性的平衡，二是一种对话的冲动。书中每一章都是一个疑问，在她看来，这种日常、谦卑的对社会、生活的好奇，正是哲学的本质。
当说理无法进行时，有必要亮出肱二头肌
蒋方舟谈道，西方最早的哲学传统就是对话的传统，它预设了人和人之间交往的两个规范：第一是不能使用暴力。第二是双方有共同的语言和对话基础。哲学的对话要回应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一个是凭什么。前者是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的焦点，后者则是一个哲学命题。回应“凭什么”的问题，有两种方式：即伊拉斯谟式和马丁·路德式。
但是，伊拉斯谟式的温和的对话总是以失败告终。在蒋方舟看来，这是由于对话要求的前提和条件过于严格。首先，对话双方在智识和身份上是要平等的。其次，每个人都能离开自己狭隘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再次，每个人都能承认自己有被说服的可能。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观点不同时，第一反应是怎样找出对方的漏洞，赢过、说服对方。像《奇葩说》式的用夸张的语言说服另一方，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即使在最平和、民主的社会条件下，达成对话的理想条件都非常难。
伊拉斯谟画像
周濂认为，说理是有限度的。当说理无法进行时，有些自由主义者需要亮出肱二头肌。但是，哪怕跟对方只共享着非常薄的生活世界或者论述的前提，也依然要怀抱一种说理的希望。
黄章晋从自己从事媒体行业的感受出发，谈起他对“温和”的看法。他说，在他刚开始接触互联网时，中国人民的分歧大到什么都可以谈，当时人们会谈论大是大非的基本问题。他举了80年代初一则引起巨大争议的新闻：当时有一个叫张华的大学生跳到化粪池里，救了一个农民，自己却死掉了。当时的报纸就提出张华不能算烈士，不值得学习。理由是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的大学生，怎么能跳到粪坑里救一个农民。而到了今天，即使有人这样想，也不敢公开说。在一定开放的社会里，社会交流信息充分、碰撞多的时候，人们反而逐渐趋向中庸。同样，“9·11”事件发生时，很多人有大快人心之感。而最近巴黎圣母院失火，网上几乎没有人像“9·11”时那样认为应该公开庆祝。人类正越来越趋向正常的共情和同情心。
黄章晋
蒋方舟则认为，互联网上语言的暴力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大家在观看节目时，会自发地脑补出一种对抗性。王尔德曾说：“艺术对生活的模仿远远低于生活对艺术的模仿。” 与此相似，大众传媒对生活的模仿也远远逊于生活对大众传媒的模仿。人们的语式、表态、动作、对人际关系的想象，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感受，而是被社交网络、大众传媒定型过的一种更戏剧化的感受。对此，黄章晋认为，以前不是没有冲突，只是人们被隔绝了。周濂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现在的朋友圈和当年的BBS有相似之处，都是一个封闭的圈子，人们在公共事件中不断取关、拉黑与自己可能存在价值观抵触的人。此外，很多话题已经悄悄地、不知不觉地被屏蔽到公共讨论的范围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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