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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9日，《劳动报》刊登了一则报道《人生“首飞”机票承载着亲情和甜蜜》，报道的对象便是本人。这次被采访缘于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的《行走———上海市民摄影故事大赛获奖作品和旅游收藏展》。在展厅的显眼位置，我的一块展板吸引了《劳动报》记者李嘉宝的目光。那是我珍藏已久的1988年9月份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杭州的东方航空机票和登机牌。

那时，我刚从平民村托儿所升入中山北路第一幼儿园（我的确还存有关于托儿所的记忆）。班级里的小朋友绝大多数连火车都没坐过，高速公路更是谁都没见过（中国大陆首条高速公路“S5沪嘉高速”于1988年10月31日通车）。爸妈从报纸上看到上海飞往杭州的航班信息，决定带外婆和我乘飞机开开眼界，当一回“少数人”。

爸妈选择了一家名叫“新世界”的旅行社跟团。旅行社则早早地为我们四人预定好了9月11日飞往杭州的机票。和如今买机票时的轻描淡写不同，当年拿到机票的那一刻，我的爸妈可是端详了许久的，那种兴奋劲无以言说。我谈不上兴奋，可求知欲已经有了，我很想知道坐在飞机上看陆地会见到怎样一番景象。

9月11日这天终于盼来了。虹桥机场这个地方在当时人们的概念里完完全全就是远郊，没有直达交通。凌晨，爸妈带着我先到外婆家集中，再从位于“大自鸣钟”的外婆家乘76路头班车赶赴坐落于静安寺的上海机场城市航站楼搭乘机场巴士。机场巴士从静安寺将乘客驳运到虹桥机场，票价为每人一块五。

相对于从“大自鸣钟”一毛三乘到提篮桥、一毛五乘到西郊公园来说，已经算是大价钱了。

当时的机场是没有电子显示屏的，我依稀记得我们坐在指定区域候机，到了可以值机和登机的时间段，航空公司地面工作人员会将一块像台历一样的牌子进行翻页。5周岁不到的我，已经识字不少。我蹦蹦跳跳地跑到那块牌子处，看到“广州”二字，又跑回大人跟前，很有成就感地告诉他们：去广州的人马上要上飞机了。爸妈摸摸我的头：“是的，还没轮到我们。”从候机厅向外望去，停机坪上的所有飞机机身统一印有“中国民航”四个大字。

终于，我们取到登机牌顺利地登机。坐在我们前面两排的是一群郊县老太和一名中年男子，同团的一对新婚夫妇则坐在我们的后一排，他们带着相机三脚架，选择去杭州象征性地度蜜月兼拍婚纱照。

飞机起飞，高度逐渐提升，我丝毫未感害怕。很快，我们和云朵比肩，熟悉的城市在云层的遮挡下变得模糊起来。上海到杭州的飞行时间约20-30分钟，机上无餐食。进入平飞状态后，空姐开始分发饮品———“红宝”桔子汁。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砖式包装的甜度较高的饮料，当年很稀罕。只见我们前排的那几个郊县老太拿着手里的“红宝”琢磨了好一会儿，仍不知从何下手、如何享用。其中一人说：“干脆把外包装扯破，向空姐要个杯子，倒出来喝……”另一老太更猛，尝试着咬破包装盒的一角去喝。正当她们要寻求空姐的帮助时，其邻座的那名中年男子拿起自己手中的“红宝”，掰开吸管，熟练地往饮用口上一戳，亲自演示如何喝。教会了老太们，那男子侧身看看她们小心翼翼饮用的样子，又回头朝我们使使眼色笑笑，展示着他看了白戏之后的得意劲。

一路上，很多乘客的照相机都没有闲过。我们也不例外，咔嚓，咔嚓……拍得不亦乐乎。降落前，杭城的楼房愈渐清晰，像一块块麻将牌，而那片片绿野则像是一张张麻将台。见此趣象，外婆乐得合不拢嘴，俨然一个老小孩。反倒是我，像个迷你熟男，比较淡定。

那时的国内空港，不见飞机接二连三地离地和俯冲，亦不见廊桥座座，井然有序之下透着一丝冷清。那时的乘客搭乘飞机的机会很少，也就显得没那么挑剔，无廊桥可走未感不便，反倒觉得走下舷梯是一幕超有仪式感的情景，有一点国家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的即视感。

如今的上海，早已形成虹桥、浦东两大国际机场东西联动的磅礴格局。同时，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网和高铁的日益见密，老百姓的出行方式变得多样、高效、便捷。虽然沪杭间告别了飞机航线，老百姓却越飞越远，见足世面。这点点滴滴无不证明：上海在进步，祖国在腾飞。

谨以此文，一并纪念我此生的旅行起点以及我与《劳动报》的美好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