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正经也 |
2019-06-08 10:58 |
编者按：自本报发出“我和《劳动报》”征文启事后，陆续收到各类来稿佳作，他们或是《劳动报》几十年的忠实读者，或在《劳动报》勤恳工作半辈子，或因投稿征文与报社结下不解之缘……每个人的故事，都充满着感怀与深情。在此择优刊出，并期待继续来稿。即日起至6月20日，征文请发送至“ldbszw70@sina.com”邮箱，2000字以内，请勿忘留下联络方式，也可附上历史照片。
我第一次接触《劳动报》是在车间班组读报会上。
上世纪60年代，铁路系统有个学习制度。上夜班的人，早上要来单位参加学习。学业务，考规章；念报纸，谈心得。彼时，学风甚浓，人人会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我这个刚分到上海工作、十九岁的安徽小青年，被师傅推荐来读报纸，替换戴老花眼镜、常念白字的老班长。
很快我发现在念大报长篇文章时，有人闭目养神，有人窃窃私语，显得有点不耐烦。等换成读小报短篇时，他们会点上一支烟，认真地听。手头紧的老烟枪，半天才从口袋里抽出一支有点空瘪的“劳动牌”。撸撸直，在大拇指甲上磕几下，好让烟丝收收紧，借个火，省一根火柴。有时我念得快，想早点结束，师傅就不乐意了。说，没听清，再念一遍。弄得我满脸通红。我也尽量少带皖北口音，学着上海话，好在铁路人听惯了南腔北调。为了让大家听得明白，我还把要读的文章先看一遍，生僻字查查字典。师傅鼓励我，大家信任我，继续让我在大课学习上读报纸。我也越念越高兴，觉得长知识，懂事明理。但为什么师傅们喜欢小报，听百姓故事，我年轻不甚明白，也没敢多问。
后来，我才知道，那张登工厂、车间和班组的事、说工人的话的报纸，是上海市总工会办的《劳动报》。我曾去外滩找上海市总工会大楼。门卫说，没介绍信不让进。
听师傅说，当年他谈对象，第一次在人民公园门口“光荣榜”宣传长廊与女方见面。介绍人说，手里一张报纸，要卷起来，露出“劳动报”三个字。那语气神秘而甜蜜，让人听了想入非非。
我第二次与《劳动报》不期而遇，已经二十年以后的事了。领导让我当运转车间工会主席。我说，一千多人大车间，不行呀。上面说，学着干，还给我订了一份《劳动报》。忙时我把报纸带在身上，等车、乘车的间隙翻开瞅瞅，看看有没有对群众工作有用的经验和方法。闲时在办公室仔细研读，重要的文章用剪刀把它给剪下来，贴在练习本上。为此，办公室的人，没少对我在报纸“开窗挖洞”上提意见。
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基层工会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调查职工住房现状，为行政建房、分房提供决策依据。说来你可能不相信，几百张登记表里竟找不出几个宽敞一点的房子。拥挤户、无房户和大龄待婚比比皆是。特别是中心城区，虽说不是七十二家房客，但一楼客堂背后，硬是隔出一个漆黑漆黑的房间。天井搭个小木屋，北晒台搭个铅皮房给老人栖身。三楼加层，开老虎窗，人方能站立，通常住一家几口。最奇葩的是介于二、三楼间的假二层。楼梯半腰忽地冒出个不大不小的木门，推开竟是一户人家。灶披间电线乱如蛛网，但水管却是泾渭分明，一户一表，外加一把锁。亭子间为后门一角小楼，一床一桌一椅之后，已无周旋余地。
根据报上介绍先行单位的做法，段上找了一块地皮，筹集了二十几万块钱，相当全段二千多名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总额，花了三年时间，盖了一幢五层楼房。一百多职工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几十个青年分到了新房。此后，请病假人少了，出全勤、干满活的人多了。
不久，我离开了工会，调到行政工作，不再订《劳动报》了。但时不时，我还会写工人群众中的好人好事，寄给《劳动报》。有时别人订的《劳动报》，我也会借来一阅。再后来到路局上班，办公桌上报纸就更多了，不少来不及翻的报纸，第二天就被丢到角落里去，月底当废物处理掉。我觉得怪可惜，经常捡几张喜欢看的带回家，其中不乏《劳动报》。慢慢我也习惯了机关生活，淡忘了当初爱不释手的《劳动报》，疏远了曾经的师兄工友。
我第三次与《劳动报》邂逅，时入暮年。再也不用去图书馆看报，无须担心报纸“挖洞开窗”遭人怨。原来，我那争当先进劳模的儿子订了一份《劳动报》。我每天早上从信箱取出散发油墨清香的《劳动报》。看到“弘扬工匠精神，展示职工风采”，“劳动者的故事”，“跨越五十年的扁担情”，我似乎又找回了当年读报的感觉。
作者 王裕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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