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金错报道 中超中甲资格赛结束后，中国足球就只剩足协杯一项赛事，但在26日的足协杯正式开打前，中国足协决定于25日在苏州召开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会议。
会议通知明确，会议为“中超俱乐部工作会议”，参会人员除了中国足协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之外，还有就是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或投资人授权代表），各俱乐部限1人参会，且参会人员按时报到，不得请假。实际开会时间为25日9:30至12:00。
虽然会议通知只写到会议是为了“商讨关于职业联赛发展的重大事项”，但经过本报向多家俱乐部了解情况，各俱乐部普遍默认，这个会议要研讨的就是中超的进一步降薪问题，考虑到会议时间不长，甚至不排除直接宣布政策的可能。
上港三大中超最高薪外援，未来在降薪令之下会在哪里？

虽然也有极少数俱乐部在疑惑，该会议是不是要宣布职业联盟事宜，但事实上主席人选难产依旧是让职业联盟悬而未决的主因，陈戌源几次接受媒体采访都强调了职业联盟主席人选是个难题，事实上围绕职业联盟成立的周边工作足协早就已经做好了，如果这个人选能早点定下来，职业联盟年初就会成立，而不是等到今天。
本报之前也报道了职业联盟主席需要的几个条件，但准确地说，这不是职业联盟主席的条件，而是民政部关于社团法人的必要条件。比如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一项，就把不少呼声很高的投资人挡在了门外，其中也包括之前一直在参与职业联盟筹建的富力老板张力。目前,最接近职业联盟主席一职的应该是国安俱乐部董事长周金辉，但在此事完全达成一致之前，在俱乐部工作会议上讨论没有意义。
因此，大多数俱乐部普遍认为，此次苏州会议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压缩投资帽、进一步降薪召开的会议。出人意料的是，此次尽管存在中国足协没有和俱乐部就此商议、并极有可能在会上直接公布新政的情况。

对于足协推动大幅降薪的计划，各俱乐部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抵触情绪，新冠疫情之下俱乐部的投资困境是一个客观原因，但更让各俱乐部无话可说的是，这次近乎腰斩的降薪令，来自于上层，而并非中国足协。众所众知，新冠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个背景下压缩足球投资也是必然选择。
此前本报也报道了，最新降薪方案很可能是国内球员的年薪限额税前500万人民币，外援年薪限额税前300万欧元。这个腰斩的降薪幅度，显然不是中国足协可能做出的，但如何最大限度贯彻落实这个方案，考验的是中国足协的智慧——这是自上而下的要求，中国足协只是执行者，他们工作的难度在于，必须要在高层指示、法律、合同之间寻找平衡。
关于降薪和投资帽下调，目前应该不只是一种方案。投资帽层面，2018年12月宣布的规定是：2019年中超俱乐部支出最高限额为12亿，2020年为11亿，2021年为9亿，但这个数字不包括青训支出，而最新的消息显示，中超俱乐部的这个支出限额很可能直接缩减为6个亿，且其中包括青训支出。

与原规定的2021年9个亿相比，这一方案意味着投资限额减少了不止3个亿，而且，俱乐部之间的传闻是，这个政策至少要维持五年。与之相对应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注资限额，原来是：6.5亿（2019年）、5.5亿（2020年）、3亿 （2021年），但这个数字肯定也会相应减少。
最重要的是，此前规定的中超俱乐部薪酬比例：2019年65%、2020年60% 、2021年55%，也必然会相应压缩，毕竟降低支出，最主要的就是降低工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关于中超外援工资，此前广泛流传的数字是外援顶薪税前300万欧元，本报了解到，还有一个版本是：各俱乐部外援工资总额不超过1000万欧元。与限制个体相比，这个总额限制的方式更人性化，更加灵活，各俱乐部完全可以选择不同档次的外援，核心球星工资高点也无所谓，中超的外援水准也不至于一次性下降太多。
到底选择哪个版本，怎么结合，要看25日会议的具体情况。至于坊间流传的所有球员重新签订合同的消息，实施可能性应该不大，毕竟法律是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