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人地 | 2024-07-04 07:44 |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195 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独有千古，将 19 个朝代“收进”博物馆里，陈列在中华大地上；将历史沿革和文明辉煌记录在文字里，书写在国人记忆中。 新石器时代 （距今约 10000-4000 年） 地球的历史已有 46 亿年，人类历史的 300 万年不过其千分之一。中国出土最古老的文物距今 9000 多年，两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却横跨了 5000 多年。 我国禁止出境展览的 195 件文物中有 17 件都在标记着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人类留下了许多文化痕迹，包括房屋的地基、墓地、工具和工艺品。其中，陶器和玉器尤其凸显了当时高超的工艺和精湛的艺术、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网纹船形壶  此船形彩陶壶属于随身携带的水壶类物品，船形壶整体呈菱形，壶身的腹部宽大，中间鼓起，两端向外突出呈尖状。左右两肩横置两个桥形小耳，应该是穿绳所用，从而使得陶壶可以像现代的旅行壶一样可以挂在身上，方便随身携带。在之前的遗址发掘中，也有过与其功能相似的尖底瓶，船形水壶正是由原先的尖底瓶转化而来。 1958 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1958 年，陕西省的文物专家们接上级指示对宝鸡北首岭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发掘的过程中，经过专家们长期清理后共出土各类文物 6000 余件，彩绘网纹船型壶正是此批文物之一，其造型的特殊引起了后来专家学者的热议与探究。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  玉龙的具体用途目前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玉龙形体硕大，造型特殊，很可能是同中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 1971 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为村民张凤祥在农田发现，起初以为是钩子而给弟弟当玩具玩，后经拉磨后露出本来面目，遂将其上交翁牛特旗文化馆，但是由于翁牛特旗文化馆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件玉器的来源，将其当做普通玉器存放。直到 1984 年，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让当时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意识到玉龙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于是，贾鸿恩去北京请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鉴定。苏秉琦先生鉴定玉龙为 5000 年以前红山人制作。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  豆是古代的一种盛食器皿，也是祭祀用的礼器。形似高足盘，通常与鼎、壶搭配使用，或有盖。原始社会生活条件简陋，用餐时多席地而坐，陶豆高高的圈足和把柄将豆盘举离地面，满足了原始人类的生活使用习惯，实用类豆器一般为浅盘，该盘为深盘，且八角星纹精致特殊，应为祭祀活动中的礼仪用品。 1978 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现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姆渡出土陶灶  原始先民用来烹煮食物的炉灶，与一般陶灶不同的是，河姆渡出土陶灶火门上翘，似是专为适应航船上使用而设计制作的特殊灶具。船在水上行驶时常摇晃，上翘的火门能使炉火不易洒落船内，有利于安全。陶灶圈足上镂孔磨损严重是为防止船体晃动时炉灶倾倒固定灶体所致。使用此类陶灶在船上升火做饭，可以大大延长在水上停留的时间，从而不断拓展生产生活的空间。 1973 年 6 月，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村农民在兴修水利时首次发现了河姆渡遗址。1977 年末至 1978 年初，考古队在对河姆渡遗址进行第二期发掘时发现了这一陶灶。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  1977 至 1978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中，在第四文化层出土。正面用阴线雕刻出一组图案，中心为一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沿刻有炽烈火焰，象征太阳。两侧刻有昂首相望的双鸟，面向太阳振翅起飞，成对称形。四周钻有六个小圆孔，上四下二，背面制作较粗糙。构图对称和谐，线条生动流畅，给人以欣喜向上的感受。这是在当时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条件雕刻出来的原始艺术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原始雏形。 河姆渡出土朱漆碗  1973 年夏天，渡头村所在的罗江公社要在姚江边建排涝站。地基挖下去，混在泥土中的大量骨头、木桩和瓦片把民工的脚都划破了，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却由此开始。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此现世，此文化遗存的完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非常罕见。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1997 年，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期文化层 T 231 号出土了一件艺术瑰宝——木胎朱漆碗，显而易见的是此漆碗是饮食器。漆碗的出土，表明中国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另外，处于这个时期的河姆渡人在木器制作工艺上也颇有建树，他们制作的木器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生产、建筑等方面，此朱漆碗是漆与木器的完美结合，其独特的造型也展现出先民们高超的技术水平和独具匠心的艺术天赋。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  1959 年，在修建京沪铁路的过程中，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镇的施工工地上挖掘出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和墓葬，于是文物部门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随着大规模的发掘，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距今 6200 至 4600 年，跨度达一千六七百年。 这件象牙梳略星长方形,上端钻 3 个员孔，边缘还刻有沟槽，似为镶嵌之用。主体部分镂出由 3 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并内填“T”形花纹。下端共有 17 个细密的梳齿象牙梳造型美观，工艺精致，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  仰韶文化时期的瓮棺葬具，因在河南伊川附近出土较多，故又被称为“伊川缸”，用途相当于棺木，主要用来进行二次埋葬。研究猜测该陶缸是氏族首领的葬具，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鱼氏族进行了殊死战斗并取得胜利。白鹳氏族为歌颂首领的功绩，在其死后烧制此瓮作为葬具，将这些事迹寓于图画当中，通过图腾形象与专属武器（石斧）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 1978 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发现者当地纸坊公社文化站干事李建安。陶缸出土后，李建安曾多次联系原临汝县文化馆请求妥善安置，由于当时考古意识不足，1980 年春节前才被临汝县文化馆所收存。1980 年 10 月，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鹳鱼石斧图陶缸引起关注并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继而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  仰韶文化流行瓮棺葬习俗，把夭折的儿童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彩陶人面鱼纹盆就是儿童瓮棺葬的棺盖葬具。盆中人面图像由人鱼合体而成，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 1955 年出土于西安半坡村，半坡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出土后被研究院带回北京，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形双系瓶  在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塑有人像的彩陶瓶仅此一件，该器物也许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是一种当时人们模仿祖先形象创造出来的器物，通常会摆放在厅堂内供族人拜谒和纪念，用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或是母系氏族崇拜的“祖先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祭祀色彩。 1973 年出土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村民张德禄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了该人形双系瓶，因其样式独特、花纹精美便带回家中。1978 年村中大地湾遗址开始挖掘，张德禄将此其上交考古队，该瓶才获得关注，后入藏甘肃省博物馆。 红山文化女神像  红山文化女神像是红山文化“女神庙”中众多女神像中唯一完整的人像面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是神圣的祭祀所在。女神像是原始先民为祭祀而建造的，供人们祭祀和崇拜，体现了当时先民对女性、祖先的追崇。 1983 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女神庙”遗址。1983 年考古学家孙守道和郭大顺便带领考古队进驻牛河梁区域，开始了红山文化研究之旅。同年秋，考古学家在牛河梁积石冢群附近发现了一些碎陶片并加班对其进行发掘，最终发掘出泥塑人鼻、乳房、手臂、红山文化陶片以及这件女神像。 陶鹰鼎  出土于一座距今 5300 年前的成年女性墓葬，位于墓主人的脚下，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骨匕、石圭、石斧及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状与众不同，猜测可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 1957 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村民殷思义在犁地时偶然间发现了这一鹰型陶鼎，不知其为何物的村民将其带回家作为鸡食盆长达一年，一年后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来到当地进行考古工作时，才将其上交至考古队，1959 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良渚出土玉琮王  《周礼》中提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由此可见，玉琮是用来祭祀大地的礼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只知有“琮”而不知“琮”具体为何物。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 年），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澄在《古玉图考》书中，引述嘉庆年间文字学家钱坫的说法，玉琮实物才被正式确定为琮，但仍以为是商周之器，直到良渚遗址发掘的深入，人们才知道玉琮属于 5000 年前的良渚文明。 良渚玉琮外方内圆，象征天圆地方，中间有贯通孔，象征沟通天地，外壁刻有神人兽面“神徽”，是 5000 多年前良渚先民祭祀天地、沟通神灵的祭祀礼器。1986 年出土于反山十二号墓的玉琮，是目前出土文物中体量最大的史前玉琮，也被称为“玉琮王”。 神徽，即神人兽面纹，是良渚信仰的唯一母题，玉琮王的发现揭开了“神徽”的完整面貌，“琮王”上的神徽图案最为完整和精美，羽冠和兽面是浮雕的，并配有阴线细刻的四肢，良渚出土文物中大量的“神徽”图案表明了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一度存在的广域认同，持续千年。在良渚文明消失后，玉琮作为良渚文明的基因，流传于各文明，最终汇于中华文明的江海之中。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钺  钺是军事的象征，以玉制成的钺并非实战武器，属于礼器一类，反映的是王权。1986 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雉山村反山良渚文化墓地第 12 号墓，据此件出土位置推测它可能是死者生前手持之物，是其身份和权威的代表物。玉钺的前端装有代表神冠的钺瑁，在玉钺的整体造型上,完成了神权与王权的融合。 此件玉钺是良渚“三神器”之一，因其是唯一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和鸟纹的玉钺，有“钺王”之称。玉钺是墓主尊贵身份最有力的证明，通常每座墓仅会配有一把玉钺，如果加上了带有神徽的玉瑁和玉镦，则更显至尊，可见反山 12 号墓主人身份之高。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盆  陶盆为新石器时代水器，与一般实用水器不同的是盆内施彩，饰三组舞蹈图，且整体磨损并不明显，应属于宗教性质祭器，盆内“连臂踏歌”的舞蹈图案可能是原始先民的祭祀、庆祝等活动的再现，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 1973 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1973 年，当地村民修建储物仓库时无意中发现了很多彩陶残片，上报青海省文物考古部门后，考古工作者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同年秋，在一座被严重破坏的马家窑类型墓中出土了这件内壁绘“舞蹈”花纹的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  该陶盘造型朴质，图案精美，颜色浓艳得体，光泽细腻。盘内绘有蟠龙图案，且彩绘是在陶盘烧制后才绘制的，非常容易剥落。因此猜测这件蟠龙纹陶盘应是一种祭祀器而非实用陶盘，可能是当时人们祈雨或者祈求丰收时使用的重要礼器。 1980 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 3072 号墓。1978 年春季，大批考古人员开始了对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蟠龙纹陶盘是大型墓中发掘出来的，共有四件，此盘是保存最好、纹饰最清晰的一件，收藏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陶壶一般作为酒器、水器使用，但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造型奇特，充满神秘的色彩，极为罕见。因此一般认为其并非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专用的酒壶，也可能是在举行巫术活动时用来驱邪镇鬼的法具。 1974 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是黄河上游迄今已知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1974 年春天，柳湾村村民在挖水渠时挖出大量陶片，被当时青海军区医疗队一位有历史知识的军医注意到并向当时的省文化机构进行了汇报，经调查后发现了这一地区遗址，并从中发掘了该陶壶。 王朝始祖·夏朝 （约公元前 2070 年—公元前 1600 年） 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自此，“朝”字具有了“今朝一家政权治天下”的内涵。夏朝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省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其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并开始进入奴隶社会。 夏七孔玉刀  1975 年，夏七孔玉刀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四角楼附近。据考古挖掘研究，夏七孔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刀，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脱离实用。它虽然具有战形器的形状，但从其纹饰的精美程度来看，应该脱离了作为战争用器的可能，而是在战争中象征力量和王权。 此外，墓葬中出土的多孔石刀和玉刀孔的数量均为奇数，有学者推测这种多孔刀可能是作为丧葬的某种风俗使用的，而孔的奇数可能是表示当时人们的某种意识，孔的多寡可能与墓主的身份高低有关。 疆域初现·商朝 （约公元前 1600 年—公元前 1046 年） 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今安阳）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 273 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中国文字历史也从商朝开始。殷人笃信天命、每事必卜，事后将占卜、祭祀等活动刻在龟甲、兽骨、人骨上。青铜器皿在这些宗教仪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重要的礼器，后延伸出实用性，一是“纳（内）、入”，即盛装物件；二是“设”即陈设布列。除此之外，金玉器也体现出殷商晚期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想象力。 大玉戈   1974 年出土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长 94 厘米，是目前出土玉戈中最长的，厚度仅 0.5 厘米，被誉为“玉戈之王”。由刃和柄两部分组成，刃部和柄部相交之处有一个圆孔，使用时，可用绳子穿过圆孔，将大玉戈固定在木柄之上。大玉戈属礼仪用器，主要用于古代高级贵族的仪仗活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 盘龙城遗址是长江中游唯一发现的商城，也是继郑州商城之后，第二个发现的商城，在研究中国商史和商代文化中地位举足轻重，玉戈作为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出现在盘龙城中，也意味着盘龙城中居住着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对此前“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观点提出了新思考。 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的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青铜神树也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 1986 年 7～9 月，考古人员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意外发掘了两座大型的商代祭祀坑，从中清理出大量的金、玉和青铜器，青铜神树就在其中。1986 年 10 月，残破的青铜神树被运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复工作从 1986 年持续到 1996 年，总共花了十年的时间。1997 年 10 月，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青铜神树收藏于该馆至今。 后母戊铜鼎  商后期（约前 14 世纪至前 11 世纪），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此鼎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司”读“祀”，“母戊”是商王文丁之母的庙号，鼎是文丁为祭祀母亲所铸；另一说为“司”意为“后”，表明墓主生前乃商王之“后”。 1939 年，商后母戊鼎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消息被日军获悉，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1946 年 6 月，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59 年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1976 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后母辛鼎”，对比发现后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商后母戊鼎一致，而历史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个王后，专家由此断定出土后母戊鼎的墓的主人也是武丁之妻。商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这样反推，“司”应当是“后”的意思，所以上个世纪 70 年代由“司母戊”改称“后母戊”。 商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由谁制作尚不清楚，专家推测四羊青铜方尊应是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属于祭祀用品。据考证，四羊青铜方尊出土于炭河里遗址，炭河里青铜王国是一个民族方国，由周初商族南迁支脉与当地古越人结合建立，约在西周后期衰亡或灭于楚。 四羊方尊作为国宝重器，1933 年出土于历史悠久的河北省广宗县境内的文化遗址。1935 年 8 月时任广宗县长的湖南宁乡县人姜谧荣，离任时，为保护国宝，秘密带走。1938 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中原，姜谧荣辗转回到故乡，将这件国宝秘密埋藏。凑巧的是被他们邻村姜景舒三兄弟在山坡开荒地上挖出来， 1938 年 11 月，商四羊青铜方尊在战乱中遗失。1952 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被找到，但已破碎，经过两个多月修复成功。 商龙纹兕觥  龙纹兕觥是商代酒器，1959 年出土于石楼县桃花者村遗址，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由谁制作以及为何而作尚未定论，传说中是姜子牙所作，对纣王下咒之物。学者考证猜测，该器或是宫廷显贵人家罚酒用之器具。龙纹兕觥为现代 考古正确认识兕觥提供了实物证椐。 商大禾方鼎  商大禾方鼎的内壁有铭文二字，一字作“大”，一字为“禾”。古人铸造该鼎时刻此二字，目的是希望稻谷丰收，农作物能长得与人齐高，祈祷在农业上获得更大的丰收。由于缺乏文献佐证，尚不知制作者是谁。 1959 年，商大禾方鼎在宁乡黄材镇胜溪村出土，墓主人是谁还不知道。其最初被一位农民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其后，器物的一块残片被湖南省博物馆派驻到废铜仓库拣选文物的工作人员发现，并在调查追击中找到了 10 多块，经初步拼对与研究，发现缺一条腿与底部。器物运到湖南省博物馆后，修复师对其进行了修复。事后二年，所缺一腿被发现并被接上原器物。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  《周礼》中有记载：“璋，以祀山川。”璋是古代祭山的礼器。1986 年，商玉边璋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三星堆文化的礼仪祭祀制度已经非常完备，早期的玉礼器以小型玉器为主，随着王国的强大，更大的玉器被用于祭祀活动，商玉边璋反映的正是当时王国的兴盛。商玉边璋上刻有古蜀先民在圣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山川的图案，从天而降的大手代表天神接受人们的祝祷，赐福于下界。 商子龙鼎  从“子龙”铭文中，可以对子龙鼎的身世做出推测。现存甲骨文中也有对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因此可以推测，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内担任卿士僚尹、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20 世纪 30 年代被倒卖到日本，2006 年 4 月征集回国。 嵌绿松石象牙杯  1975 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是商朝饮酒器，其主人为妇好。妇好不仅是商王武丁（？-前 1192 年）的妻子，而且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帅。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根据甲骨文中记载，妇好不但参与朝政，还主持祭祀，是武丁的得力助手。武丁是商朝历史上有名的一代雄主，他能征善战，继承王位之后，立志复兴商朝。通过一连串的战争，他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而为其东征西讨的将军正是他的王后妇好，她曾打败了周围 20 多个独立的小国。 妇好墓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能与甲骨文相印证，断定墓主的明确身份与墓葬相对年代，并未被盗掘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中出土的陪葬物十分丰富，多达千余件。 商太阳神鸟金饰  2001年2月8日，在成都近郊的金沙村的管道施工中，挖出了部分铜器、石器等文物，考古人员随即展开大规模科学发掘，大批金器、玉器、铜器和象牙不断出土，令人惊叹。2月25日，一件特别的金饰件被发掘出土，刚出土时金饰件已被揉成一团，在考古人员认真、科学地记录之后，小心翼翼地将金饰复原展开——金饰上刻画的“太阳”和“鸟”的图案清晰地呈现出来，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出土，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太阳神鸟金箔的出土地，据专家们分析，这一带应该是专门用于祭祀的滨河场所。九个呈方形，排列整齐的大型柱洞，很可能是承托祭台之用。周边一个又一个祭祀坑放满了成堆的巨大象牙、鹿角、野猪獠牙、玉器、金器、石器，这是三千年前河边一场盛大的祭祀，这些财富并非献给人的，而是献给自然的，当人类逐渐远离了神巫世界，再也无法破译太阳神鸟金箔的真正含义。 2005年，太阳神鸟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识，成为数以万计的中国文化遗产的代表和象征。 商金杖  1986 年 7 月，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第 10 天，考古队领队之一的陈显丹在清理文物过程中发现了商金杖。 在陈显丹看来，这组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杖上的人物头戴五齿高冠，与青铜大立人所戴相同，因此身份位高权重。金杖上又有鱼、鸟等图案，因此它极可能表现的是古蜀王中的“鱼凫王”，商金杖的主人也应该是他。而有的专家则认为，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应该是蜀祖蚕丛。他把代表蜀王的商金杖交给鱼凫，图案上羽箭贯穿鸟和鱼头的形象，则是直观表现当时王位的禅让制度。杖上的那只鸟，其实就是渔猎时的鱼鹰，或许就是鱼凫部族的标志。 商铜立人像  青铜立人像的双手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他代表的是国王兼巫师一类的人物，在下民眼中，他同时也是“神”，是集神、巫、王于一身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 青铜立人像在 1986 年出土时发现在当初埋藏时已被砸损，整体断裂为几截，与其他器物散乱地堆放在一起。青铜立人像出土后经过精心修复，整体形象基本完整，成为三星堆出土的体量最大的一件文物，十分引人注目。 钟鸣鼎食·周朝 （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256 年） 周朝分为西周（前 1046－前 771 年）和东周（前 770 年－前 256 年）两个时期。西周行分封制，周王为“天下共主”。及东周时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争霸，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央权力的不断削弱反映在礼制上为青铜器的滥用。诸侯通过锻造青铜器来展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青铜铭文经常记录在世贵族的一些荣誉或成就。 周青铜器的新成员是乐器，从周墓中编钟的大量发现来看，宫廷乐舞活动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甚至春秋战国时期空前活跃的思想学术，也是从表达各家的“礼乐”态度开始的。 利簋  约公元前 1046 年，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讨伐暴君纣王统治下的商朝，是为“牧野之战”。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为商周断代提供了年代依据，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1976 年在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出土。 大孟鼎  西周贵族“盂”作此鼎祭祀其祖父南公（南是“南宫”的省称，南公是周初名臣南宫适之后），所以称“大盂鼎”。铭文记载的是周康王姬钊（约公元前 1036-前 996 年，周朝第三任君主，周武王姬发的孙子）在宗周（西周王都）对盂的一次册命，大致内容是：康王首先追述文王受天命、武王灭商的功德，总结了殷商因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康王强调自己要秉承先王懿德，并且追述盂深受周王的恩泽、早年在周王朝贵胄学校成长的经历，告诫盂也要效仿其祖父南公，辅佐上司荣氏，勤于奉公、恪尽职守；其次记载了天子任命盂继承祖父南公的官职，掌管军队，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并赏赐给盂秬鬯、服舆、旗帜和车马等；最后盂盛赞周王的美德，制作了这件祭祀祖父南公的宝鼎。 大盂鼎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出土后便被贩卖，辗转多人之手。咸丰九年左宗棠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潘祖荫援手，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赠于潘祖荫。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1937 年日军侵华时，潘家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得以保全。1951 年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将大盂鼎捐献给国家。1952 年大盂鼎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 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  铭文 111 字，记述了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 816 年）虢国的子白在洛河北岸大胜猃狁（xiǎn yǔn，匈奴的先祖），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周宣王（周厉王之子，西周第十一代君主）举行隆重的庆典表彰他的功绩，赏赐了马匹、斧钺、彤弓、彤矢。虢季子白专门制造此盘来纪念这件事情。 虢季子白盘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今属宝鸡市陈仓区），为时任眉县县令徐燮所得。太平天国时期，虢盘又易手成了护王陈坤书的珍藏。清同治三年，淮军将领刘铭传在护王府内读书时，耳边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之声，刘铭传秉烛寻找，发现是马笼头上的铁环碰到马槽所发出的声响。次日一早，刘铭传命马夫将马槽刷洗干净，见其外壁四边各饰两个兽首衔环，外壁满布纹饰，内底具长铭，通篇工整严谨。刘铭传知是宝物，旋即命人押运送回合肥老家。刘铭传得到虢季子白盘，却给他一家四代带了极大的麻烦，军阀、日寇、国民党官吏纷纷索取，刘家人不得不把盘埋于深土，举家出逸。1949 年刘铭传第四代孙刘肃曾将盘挖出，献给国家。 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  古人用玉比喻人的美好品格，温润表示仁，表里如一表示义，声音清越表示智等。这套组玉佩长约 158 厘米，佩戴时组玉佩会从脖子一直悬至脚踝，要求佩戴者在走路时必须行止温文端庄。 1992 年出土于山西临汾曲沃县曲村 M 63 墓。63 号墓出土文物多达 4280 余件，玉器 800 多件。有学者推测，63 号墓的墓主人是晋穆侯的第二任夫人，因第一任夫人去世，晋穆侯重新娶了她，因此死后才能葬入晋穆侯墓。而墓中出土的铜壶刻有“杨姞乍羞醴壶永宝用”，学者推测墓主人名叫“杨姞”，杨代表国家，姞是杨国国君的姓，63 号墓的主人就是杨国的最后一位公主。 西周晋侯鸟尊  鸟尊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说明该器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根据考证，鸟尊是第一代晋侯燮父所作，其人生卒年不详，活动于昭穆之际，卒于穆王早期，“晋侯”是燮父的自称。成王时叔虞封唐，作为唐国的第二代继承人，燮父在位期间，改国号唐为晋，是第一位晋侯。鸟尊见证了第一代晋侯开国之初的功业。 晋侯鸟尊在晋侯墓地的 114 号墓中出土，在发掘时工作人员发现该墓有盗洞，部分文物已被盗掘，由于盗贼的爆 破，幸存的鸟尊出土时已支离破碎受损严重，特别是鸟尊的尾部残缺不全，之后经由北京大学的文物修复专家修复才得以重现本来面目。 西周伯矩鬲  西周贵族伯矩作鬲（lì）祭祀其父，故称伯矩鬲。鬲是炊粥之具，形状多作侈口，有三个中空的袋足，其主要作用是增大与火的接触面积，以便炊煮加热。“伯矩鬲”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共 15 字，铭文大意为：在戊辰时，燕侯赐贵族伯矩一笔钱，伯矩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表示对其父的纪念。由于历史过于久远，燕侯是谁我们已不得而知。 1964 年，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一名村民在挖菜窖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件青铜鼎和一件青铜爵。此后经过对琉璃河一带 考古发掘，发现西周初期的燕国都城遗址，而村民发现那两件青铜器的地方是城址外的一处大型贵族墓葬区，该墓区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1974 年，西周伯矩鬲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251号墓出土。 西周天亡簋  周武王（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1043 年）时期，天亡簋铸成，记录了周武王姬发在伐纣灭商后举行祭祀大典，祭奠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确立周朝的统治地位。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 天亡为谁，学者多有推测，有泰颠、史佚、太公望多种解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冯时先生认为天亡为文王之子。 清道光年间（1821 年—1850 年），西周天亡簋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礼村。后屡经辗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淳化大鼎  淳化大鼎铸造年代应为西周早期，下限不晚于康王时期。商周时期青铜器，除了司母戊鼎相传出土于商王陵以外，其他的大型青铜鼎全部出土于窖藏，唯独“淳化大鼎”出土于墓葬。可惜大鼎周身并无铭文，出土时的墓葬也早已破坏，淳化大鼎的身世也成为了青铜史上的谜团。 1979 年 12 月，在陕西淳化县石桥乡史家原村内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一件大鼎。该鼎形体高大又出土在淳化，故名淳化大鼎。 太保鼎  从太保鼎的器型和纹饰特点来看，其铸造年代应为西周早期。鼎腹内壁铸“大保铸”三字。大保即太保，为官职名，西周始置，为监护与辅弼国君之官。据学者考证，这件太保鼎是西周成王（公元前 1042 年-公元前 1021 年）时的重臣召公奭（西周宗室）所铸造的。《尚书·君奭》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件雄浑庄重的太保鼎正是召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西周太保鼎于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出土于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出土之后，先后被多人收藏。1917 年，时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将它连同西周太师鼎、西周小克鼎、西周克钟一并收藏。1958 年徐家后人将它们捐献给国家，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何尊  何尊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尊内底铸有铭文 12 行、122 字铭文。铭文大意是，周成王（关于前 1042 年-公元前 1021 年）五年在四月丙戌日，对父亲周武王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周成王在京室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天命，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你们作为宗族小子，要效仿父辈为周朝效劳，完成使命。周成王在训诰完毕后，对何赏赐了 30 朋贝，何为了纪念这一荣宠，因此作此尊，用来祭祀他的父亲。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是目前发现文物中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 1963 年 8 月，陈堆在后院下雨坍塌后的土崖上刨出了个铜器。第二年，陈堆将铜器交给陈湖保管。1965 年，陈湖将其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博物馆干部在废品收购站看到一件高约 40 厘米的铜器，感觉是一件比较珍贵的文物，便向馆长汇报，最后以 30 元将何尊买回博物馆。 墙盘  墙盘铸于西周共王（公元前 922 年-公元前 900 年）时期，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做。墙盘型巨大，底部铸有铭文 284 字，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七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做本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墙盘所记述的周王 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的内容则并不曾见于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属于重要的历史资料。 1976 年 12 月 15 日，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大队白家生产队队员在平整土地时，在距地表 30 厘米处发现了一个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中便有墙盘。 大克鼎  西周膳夫（负责掌管宫廷饮食）克作此鼎祭祀其祖父师毕父，所以称“大克鼎”。大克鼎腹内铸铭文 290 字，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克用华美的词语颂扬其祖父师毕父（贵族）的功绩，赞美他有谦逊的品质、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能够辅佐王室，管理国家。后半部分是周天子重申对克职务的任命，提拔克任重要职务膳夫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克铸造大鼎以颂扬周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师毕父在天之灵。 西周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 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后，首先被翰林编修柯劭忞买下，而后又被清代收藏家潘祖荫重金购买。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1937 年日军侵华时，潘家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得以保全。新中国成立后，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将此鼎捐献给国家。1952 年至今，此鼎一直珍藏于上海博物馆。 晋侯苏钟  铭文 355 字，首尾相连刻凿在 16 件钟上，叙述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 845 年），晋侯苏（具体为晋候世系中何人，争议较大，尚不可知）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晋侯苏因战功，多次受赏，因作此编钟。所记战争为史料所阙载，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 1992 年 8 月，晋侯墓地 8 号墓遭到盗掘，大量随葬品被盗往国外，其中有 14 枚编钟流落到香港古玩肆中；10 月，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被盗的 8 号墓，出土了刻有铭文的两枚甬钟，铭文分别为“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12 月，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的帮助下斥巨资将 14 枚编钟买回。经过与晋侯墓地考古出土的两枚编钟对比，它们的价值得以确认。 西周害夫簋  害夫簋也称厉王簋，或写成夫簋、胡(hu)簋、麸簋，是周厉王时期青铜食器和礼器。根据《周礼》记载，天子使用九鼎八簋。周厉王十二年（公元前865年），周厉王铸害夫簋。现存周天子自作青铜器共三件，害夫(hu)簋是其中之一。 1978年5月5日，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今法门镇）齐村修破塘时，西周害夫簋出土于破塘西北距地面3米深的一个灰窖中，司机发现它时，已经被推土机撞破。由于此前宝鸡就曾多次发现国宝级青铜器，在场村民轻易地就认出这是青铜器碎片，于是捡走了一部分。当地文物部门拼接修复器形时，发现缺失部分过多，从村民手中回购了被捡走的30余片才最终比对焊接成型；同年送交扶风县博物馆收藏。 西周逨盘  逨盘是一个铜盘，原是盛水器。商周贵族在宴乐等礼仪活动中行“沃盥之礼”以显示洁净与尊贵，主人中的长辈往往会用另一重铜匜或铜盉给宾客浇水净手，而晚辈以铜盘承接弃水。 逨盘盘内底铸铭文 21 行，约 360 字，记载了单氏家族 8 代人辅佐西周 12 位王（周文王至周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对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名号。 2003 年 1 月 19 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的 5 位村民正在该村北砖厂的北崖挖出 4 个大铜鼎，最终 27 件青铜器被考古研究人员完好的发掘出来。 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  1923 年莲鹤方壶在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国君大墓出土。经过发掘，“郑公大墓”出土了完整青铜器近百件，另外还有玉器、陶器等文物，史称“新郑彝器”。专家们认为，这批文物是郑国王室的祭祀重器，其主人可能是郑国国君子婴（？─公元前 680 年）。 1927 年，河南省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馆筹委会，这批历经周折辗转的青铜器文物成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首批“镇馆之宝”。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保护国宝免遭劫掠、破坏，“新郑彝器”又几经辗转，费尽周折得以保存。1949 年冬，莲鹤方壶在重庆机场运往台湾，将要登机时被拦下。1950 年 8 月，河南省代表会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一尊底部稍有残缺、高近 126 厘米的莲鹤方壶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自此，两尊莲鹤方壶分置两处。 淅川出土铜禁  云纹铜禁 1978 年出土于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根据 2 号墓出土的平底鼎上面的铭文“王子午择其吉金”和“令尹子庚民之所敬”等字，专家判断墓主是楚共王和楚康王时期的令尹子庚之墓。 子庚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名午，字子庚。大约生于公元前 600 年至公元前 591 年之间，卒于公元前 552 年。子庚是当时楚国的令尹，这是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最高官衔，对内主政，对外负责军事。 从与铜禁同墓出土带有铭文的“王子午鼎”年代推算，铜禁的绝对年代为楚康王七年(公元前 552 年) 据金文和古代文献记载，周初曾经厉行禁酒，可能是出于更有效地督促民众实行禁酒的考虑，所以把置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1977 年夏末，河南省西南部的丹江水库水位下降，一座深藏在水库之下的千年古墓被冲开，大批的青铜器和玉器被冲出丹江，暴露在丹江的两岸。考古人员发现此处是一个墓葬密集的古墓群，共发掘出 24 座春秋时期的楚墓和一部分汉墓，出土了许多价值不菲的珍贵文物，2 号墓出土了成套的青铜礼器，其中就包括云纹铜禁。 春秋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1965 年 12 月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望山楚墓群 1 号墓。在剑身正面靠近剑格处写有两行鸟篆铭文，分别是“越王鸠浅 自作用剑”，经专家考证，鸠浅就是勾践，这八字铭文向我们表明了这把剑的身份和地位。 越王勾践剑为何出土在楚国贵族墓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嫁妆说，勾践曾把女儿嫁给楚昭王为姬，这柄宝剑很可能作为嫁女时的礼品到了楚国，后来楚王又把它赐给了某一个贵族，于是成了这位楚国贵族的随葬品。另一种意见则是战利品，即公元前309年至公元前 306 年间，楚国出兵越国时楚军缴获了此剑，带回了楚国，最终成了随葬品。 1965 年岁末修建水渠，延伸到纪南城西北7千米处时，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好像曾经被挖动过。考古专家们闻讯赶来，发现这里的地下有古代墓穴，并且不止一座，初步估计大约有 50 多座，专家们把这一片古墓群称为望山楚墓。1965 年 12 月，工作人员在墓主人的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发现有一把装在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这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剑”的春秋越王勾践剑。此后三十多年间，该剑在中国国内一直是“藏而不展”。直到 1999 年 4 月才运抵北京作短期展出。 曾侯乙编钟  曾国作为西周早期被分封到南方的姬姓侯国，具有代表周王朝正统的意味，曾国的建立实现了周王朝对江汉地区的有效控制。但战国时期，周朝治国基础的礼乐制度开始崩坏，一些诸侯国也拥有了天子的威仪。曾侯乙（约公元前 475-约公元前 433 年）是周朝开国重臣南宫适之后，曾国国君。在位约 30 年间，曾侯乙擅用车战，非常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 1978 年，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区西约一公里处的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等，同时出土文物还有大量兵器、乐器、铸造精良的漆器、青铜器等，共 15000 多件，其中 3 件禁止出境展览。 在曾国亡于吴楚争霸之前，曾侯乙的先辈有恩于楚。此编钟内有一枚楚惠王（？—公元前 432 年）赠给曾侯乙的镈（bó）钟就是楚、曾交好的见证，铭文记载楚惠王五十六年接到来自西阳曾侯乙的讣告，于是为曾侯乙制作了一套宗彝，送到西阳作为祭奠的仪礼，让曾侯乙永远享用，曾侯乙编钟的甬钟正面、钲（zhēng）部有“曾侯乙乍持用终”错金铭文。 曾侯乙墓外棺  此棺重约七吨，原位于地下 13 米深的墓穴之中，是其墓室内的主棺。棺内套有一内棺，成殓着墓主人的尸骨。曾侯乙的遗骸颅骨额不宽，颅骨不大，犬齿窝不发达，鼻前棘小，身高 161 厘米。考古证明曾侯乙乃病变之躯，只活了 42 岁。 曾侯乙青铜尊盘  曾侯乙尊盘装饰纷繁复杂，颈部和盘内底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7 字铭文。研究人员推测，曾侯乙青铜尊盘原为曾国先君所用，曾侯乙继而用之。因为尊盘内铭文中的“乙”是后期打磨后补刻上去的，此前此处铭文是與（与），曾候与是曾国国君之一，在位时间早于曾侯乙。 彩漆木雕小座屏  1965 年，家住湖北省江陵的一个农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从地里面挖出一个屏风，并将这个屏风拿回家中，恰逢这时有个古董商人来到村里，就买走屏风，后经过多方易后，这个屏风到了文物部门，经过专家鉴定得知这个不起眼的屏风竟然是战国的文物。座屏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阶层的陈设品，一般设置在室内入口的地方，是古人用于主座后的屏障，主要突出隔而不断的空间装饰效果。 据推测，此彩绘木雕座屏应该是由墓主楚国的一位贵族使用，是生活日用品，将其放置在墓室内，更为凸显主人的身份和尊贵的地位。彩绘木雕座屏可以看作是楚国木质雕刻艺术的典型代表，充分的表现出制作者高超的技艺，堪称楚文物的瑰宝。 战国多节活环套练玉佩  1978 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为战国时期曾国的诸侯“乙”的陪葬物品。出土时位于墓主头部，因此有专家认为是冠上的玉缨（帽带）。依据文献，玉佩的组合是有一定规矩的：一般是衡在最上，起提梁作用。上下穿孔，下系三条丝缕，两边系璜，中悬冲牙，还要杂以玛瑙、松石等制成的小饰件，并加以串联，形成组佩。但从镂空多节玉佩的组成来看，似乎没有依据什么严格程式，也与其他出土的玉组佩不同，隐隐流露出战国时代生机勃勃、浪漫自由的审美情趣。 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  1978 年 2 月底，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因工作需要，打算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东团坡一带扩建厂房，在开山炸石的过程中，爆 破工人们发现了异常。果不其然，工人们无意间发现的褐色土层，便是日后鼎鼎有名的曾侯乙墓的封土堆，这件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正是出土于这座墓葬之中。 此漆盒的名字是学者按照一套科学的文物命名规则来命名的，文物名称一般应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年代、款识或作者；特征、纹饰或颜色；器形或用途。以这件文物为例，“战国”是文物所属的年代，“彩绘乐舞图”是文物上最为突出的纹饰，“鸳鸯形漆盒”则是它的形状和器物类别，故得名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战国之后，关于编钟、编磬演奏的图像资料则十分罕见，但此漆盒上就记载着用钟棒演奏编钟的方法，让 2000 多年前演奏的场景鲜活再现，为后人想象曾侯乙编钟演奏提供了依据。 战国石鼓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十个花岗岩材质的石鼓每个重约一吨，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 “石鼓文”（大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石鼓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石鼓刻辞的内容包括歌颂秦公策马狩猎、捕鱼作乐的情景；歌颂秦公率领将士驾舟出征；歌颂秦国师旅强劲善战；歌颂秦国民富国强的景象等。 唐初，十面石鼓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宝鸡）被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当时的石鼓就已历经千年风雨。日炙雨淋，加上野火焚烧，导致石鼓上的部分文字斑驳脱落。后来的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更是使之伤九缺一。到了北宋皇祐四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在一屠户家中发现了这面“遍体鳞伤”的遗失石鼓。虽说十面石鼓最终集齐，但经历过辽金西夏到元代，鼓文只有 386 个字了。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中山国是由鲜虞人在燕赵交界建立的国家，因城里有山所以叫中山国。中山王厝（cuò）是中山国的第五任君主，在战国纷争的形势中，他开创了中山国的新局面。 方案出土于中山王“厝”（公元前 344 年—公元前 308 年）墓。案，是古人席地而坐时使用的小桌子，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家具品种之一。案框一侧沿口上刻有铭文十二字：“十四祀，右车，啬夫郭 ，工疥”，记述了器物铸造者、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大意为“中山‘厝’王十四年，右车工匠‘郭’制作，监工人‘疥’”。 1974 年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大规模平整农田，不断到附近两座大土丘上取土，一些古代文物已被挖出并造成了破坏。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清理勘察。四龙四凤铜方案出土时铜案子上的漆器木质板已经腐烂，坍塌下来的泥土已经将方案压得变了形。工作人员将案子放在文物研究所的修复室里，足足观察了三天才动手用钢锯以最少的锯断次数把文物解开，然后又重新焊上，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物原样。 中山王铁足铜鼎  中山王鼎为中山王“厝”（公元前 344 年—公元前 308 年）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鼎身刻有铭文 469 字，内容记述了该鼎为王十四年所制，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等。 “厝”是中山国历史上的一位君王。铭文中提到“皇祖文武、桓祖成考”,说明在“厝”之前，还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四位先王。方壶的出土，弥补了史书中对中山王世系缺失记载的遗憾，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1974 年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大规模平整农田，不断到附近两座大土丘上取土，一些古代文物已被挖出并造成了破坏。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清理勘察。两年后，中山王铁足铜鼎出土于此。 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  齐宣王五年（公元前 315 年），燕国太子平和将军市发动兵变攻打丞相子之。子之成功地进行了反政变。燕国内乱，齐国将军陈璋攻下了燕都。陈璋的军队攻下燕都后，“毁其宗庙，迁其重器”。“重器”之一便是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陈璋命人在该壶上刻下了他攻打燕国的记事铭文。 1982 年 2 月 10 日，该铜壶被江苏省盱眙县穆店乡马湖村南窑庄修农田水利挖土劳动的万以全三兄弟发现，后被送至南京博物院。 战国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  1951 年 1 月出土于河南省辉县固围村 5 号战国墓。带钩是我国古代人民用来扣接束腰革带及别在腰带上悬挂囊物、装饰品的挂钩，它一头有钩，一头有钮，用于连接腰带的两端，多为上层官僚贵族及文人武士所用。 水晶杯  1990 年五六月间，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在工厂旁边的山坡上取土时，挖出了一些原始瓷器。文物部门在现场调查后认为这里可能有大型墓葬的存在，有必要进行考古发掘。当年十月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现了编号为 90-1 的战国土墩墓一座，出土了包括水晶杯在内的一批文物。 这座墓葬是杭州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墓葬。墓室约 15 米长，5.4 米多宽。墓中有熟土二层台，墓室里面有排水沟。更罕见的是，墓中有大量的木炭。在二层台的边上有宽 20 厘米、高 30 厘米的木炭层，墓底也铺有木炭。 在发现了墓室里的木炭层后，考古队员们使用一边削尖的毛竹一点点的清理。当时天气很好，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发掘现场的工作人员被刺眼的反射光吸引注意，顺着光源方向清理，最后发现了水晶杯，水晶杯的旁边还出土了一些墓主人随身佩带的玉器、玛瑙等小型器。 人物御龙帛画何尊  1973 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一号墓穴。人物御龙帛画隐约再现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夫级官员生前在江河湖泊御龙舟而行的场景。墓主人据后来考证，应该是战国后期楚国一个学习阴阳术数的士，他究其一生都在追求天地运行、人寿秘诀。楚人认为人死后魄往下沉，魂往上飘，因此把死者生前的画像藏在棺椁的夹层中，游魂识别墓主人形象就会归来，完成升仙之旅。 龙凤帛画  《龙凤帛画》将墓主人魂像画于丝帛旌幡之上，结合沟通天、神的凤鸟，是为魂幡。远古人类绘制帛画具有超现实的神秘意义和巫术功能，如为了实施天人沟通和人、神交合，“巫”在丝帛上画出神秘的图画或符号为死者“图书”，使其得以与天同寿和魂魄合一。 由于这幅帛画并非正常出土，而是 1949 年 2 月在千疮百孔的长沙陈家大山被盗墓者盗挖出来的，墓主人不详。《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表现的都是“当时楚地瑰丽神仙思想的反映”。帛画中的人物形象与庄子、屈原笔下驾日月、驭飞龙的仙人确有神似之处。 战国商鞅方升  方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器外壁刻有铭文75字，记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鞅（即商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大良造鞅”即商鞅，该件器物因此得名。战国商鞅方升初置于“重泉”（陕西蒲城县），后转发至“临”地（不知现今何地）。 晚清时期，战国商鞅方升出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龚心钊（清末加拿大总领事）从清晖阁买来战国商鞅方升，藏于龚氏汤泉别墅。文革期间方升被搜出后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1981年8月18日，上海博物馆收购龚旭仁收藏的战国商鞅方升。 铸客大铜鼎  又称楚大鼎、铸客大鼎，1933 年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战国晚期楚幽王（？―公元前 228 年）墓。它为圆鼎，容积比后母戊大鼎还要大，是目前全国所有出土的大鼎中容积最大的。 鼎上共有铭文 16 字。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鼎口平沿处阴刻铭文 12 字，开头为“铸客”二字，因此叫“铸客铜鼎”，其他几个字研究者释读不一，一种解读为““铸客为集腏、伸腏、瞏腋腏为之”，另一种解读为““铸客为集脀、造脀、鸣腋脀为之。”“铸客”，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工匠，“鸣腋”则是负责膳食的机构。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几经周折，先后到重庆、四川等地，抗战胜利后运往南京，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 战国简《金縢》  《金滕》是被盗掘出土并走私到境外的文物，因此其具体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已经无从得知。但对比几个版本的《金縢》可以发现，周天子始终处于权力核心的地位，位尊权重的周公（姬旦,亦称文公、叔旦,周武王弟,与吕尚同为西周开国元勋）也只能附从这个最高权力执政。先是武王病重，周公作祝词祷告三王，愿意身自为质，以代武王死。继之是管、蔡流言，周公居东归来，以《鸱鸮》一诗相遗成王，成王却未出郊迎接周公。最后是遭风雷之变，成王与一班朝臣启金縢之匮，得周公之书，方知周公公忠为国的心迹，以邦国礼出郊亲迎周公回朝。 上述《金滕》的故事，战国简版本最简，传世本《尚书》中稍繁，《史记》记载最为丰富。《金滕》一篇，传世文献《尚书》同样存在，《尚书》因秦始皇焚书之故散失，幸好汉时伏生藏在壁中，又传于世间，通过比对，从写作时间和写作体例来看，传世本较为可信。战国简《金滕》则是未见流传的楚地抄本，有后人改写、删减的成分，但反映了当时地域间流传的情况。 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  郭店楚简《老子》利用竹简由长到短的变化显示着形成时代上的由早到晚的先后顺序，它是截止到二十世纪所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 老子大约生活于春秋末期，年纪略长于孔子，出身于史官，孔子曾向他问过礼。《史记》说老子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了，勉力为我们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撰写了五千言，阐述了道德的本意，这本书后来被称为《老子》或者《道德经》。一些论者据今本《道德经》认为老子是一个激烈的反礼制斗士，而郭店楚墓帛本和简本的出土，证明其绝非如此。郭店《老子》的“有无观”、“仁义观”等都反映出道家对包括儒家在内吸收兼融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首先是孔子以及其他儒学家讲授其对《诗》的原创性思考，然后是弟子后学在传习中不断地阐释与改写，最后是南楚学者对源自鲁地的文本加以转写与传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官学失守，乐人散在民间，《孔子诗论》应是孔子按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造士路线授徒讲学时把传统的乐教与乐语之教融为一体，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传统诗说作相应调整的产物。 1994 年 5 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上抢购回一千二百余枚战国楚简，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论、宗教、军事等方面，文字三万有余。这批简全部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前的原始古籍，整理者推测这批竹简应该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 天下一统·秦朝 （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7 年） “六王毕，四海一。”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在始皇帝后终于结束，大一统的秦王朝虽然只持续了大约十五年，但对接下来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除了闻名中外的兵马俑，现出土的秦朝文物还证实了秦统一全国的法律、货币、度量衡，简化汉字等等成就，特别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三件秦朝文物，极大程度上填补了对秦历史研究的空白。 云梦秦简《语书》  秦始皇统一全国过程中南郡守腾颁布的一篇法律文告，属于地方性法规。《语书》写成时秦对关东各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语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南郡守腾文书”，南郡，原是楚国的政治中心部分。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吴起变法失败后，奴隶主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依然十分猖獗。秦的封建政权在在这一地区建立后，针对这种情况，对《语书》中说的“邪僻淫佚之民”利用“乡俗”进行改革。当时的南郡郡守“腾”对所属各县官更发布了这件文书。后半部分是对良吏恶吏的界定，要求官员、百姓严格执行秦的法令。 1975 年，12 座秦墓相继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众多竹简与墓主人“喜”合葬，从枕部铺到腹部，总数达 1000 多支，绝大部分保存完好。 铜车马   两乘铜车马一为“立车”，一为“安车”，均为古代单辕双轮车，并按秦代真人车马 1/2 比例制作。一号车是秦始皇乘舆中的立车，又名高车。一号车虽然有伞但四周敞露，又配有兵器，实质上应该是兵车。二号车辔绳末端有朱书“安车第一”四字，由此可认定其为古代安车。 1978 年 6 月，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帝陵封土西侧 20 米、距现地表 7.8 米深的地下发掘出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铜车马一前一后放置在一个木椁内，因木椁腐朽，上部的填土塌陷，铜车马出土时均已被压碎，但由于未被盗扰，原位没有大的变动，车马的构件基本齐全。 秦简《数》  秦简《数》，是现存的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丰富了我国古代数学的研究资料。此套秦简的内容为算数，其中包括算题 81 例，以及单独术文 19 例。算题涵盖面积、体积、重量、比例之类的计算。其断代最晚不会晚过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比《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早一两百年，足以说明秦代的数学水平之高。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松长教授在古董集中地摩罗街的一位古玩商人那里发现了这批竹简。2008 年 8 月香港一名不愿留名的收藏家还将其收藏的有 76 个编号的秦简无偿捐赠给岳麓书院。经比对考证，这些秦简竟然与岳麓书院收购的秦简属于同一批出土简牍。 丝路交往·汉朝 （公元前 202 年—公元 220 年）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东汉时期，共历 29 帝。汉武帝即位后派使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从长安经新疆、中亚直抵地中海东岸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艺术也为中国绚丽的丝织品提供了新的纹样和技术，成就“汉武盛世”；至汉宣帝时期国力达到极盛。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亡于绿林赤眉起义。 刘邦九世孙刘秀趁势而起，重建汉后开创了“光武中兴”。汉朝内修文政，北逐匈奴，西通西域，南拓疆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帝国文明。国力的强盛影响器物制作风格——纤巧繁细变为雄浑博大、自然豪放。金、银、铜、玉、石等在造型上极具写实倾向。此外，人们希望灵魂不灭以及灵与肉结合，这一时期盛行厚葬之风，创造了瑰丽的“地下帝国”。 西汉“皇后之玺”玉玺  1968 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由韩家湾公社韩家湾小学学生孔忠良发现，后由其父上交陕西省博物馆鉴定，博物馆认定为珍贵文物，遂将该玉玺上交博物馆收藏。其发现地点距汉高祖与吕后合葬墓长陵仅 1000 多米，经考证印的主人即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公元前 180 年 8 月 18 日）。 吕雉早年嫁给泗水亭长刘邦，生下刘盈和鲁元公主。刘邦即位后，吕雉参与诛杀韩信、彭越。汉惠帝刘盈即位后，她被尊为皇太后，成为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 据《汉宫旧仪》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玺印的上方雕着一只螭虎，双目圆睁，张口露齿，形象凶猛，在玺印的侧面还阴刻有云纹，底面刻有“皇后之玺”四个篆体字，方正、规范、匀正、充实，是典型的汉代篆书特征。帝后直接使用的遗物发现很少，这枚“皇后之玺”玉印是汉代皇后玉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齐王墓青铜方镜  1978 年，山东临淄大武镇窝托村南侧进行胶济铁路东风车站的扩建工程，施工人员无意中挖掘出一些古代文物。随后“齐王墓”被发掘出来，出土了“齐王墓青铜方镜”等多件珍贵文物。 据考古专家分析，这座墓葬的时代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 多年。“齐王墓青铜方镜”很可能是当时齐国一位女性贵族的随葬品，这反映了当时非常盛行的公主文化，而这种文化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  1963 年 9 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红庙坡村西汉墓，墓主人身份尚不清楚。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是以“出行”“狩猎”为主题的彩绘镜，描写了西汉贵族恣情享乐的生活场景。彩绘铜镜较少见，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的出现应当和仿铜陶礼器的彩绘之风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汉代贵族生活，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和汉代装饰画的真实资料。 西汉识文彩绘盝顶长方形漆奁  西汉王朝的创始人刘邦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在建国后不久，他便开始谋杀开国功臣。几乎所有被封为诸侯的功臣都被消灭了，只有长沙国国王得以幸存。主要原因是长沙国的南面有一个军事实力较强的南越国（今广州），为了保住这个战略要地，刘邦不仅要笼络长沙国，还要防止他叛乱，所以便封利苍为侯爵到长沙国监督吴芮。辛追约在 15 岁时嫁给了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利苍。年未满 30（公元前 185 年）丈夫去世，及至 50 儿子去世。 1972 年至 1974 年先后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挖掘出土三座汉墓。二号墓的是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一号墓是利苍妻辛追，三号墓是利苍之子利豨。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 3000 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各种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大量丝织品保护完好，光泽如新。 此漆奁便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 3 号墓，漆奁为古代女子盛放梳篦、脂粉的梳妆盒，但出乎意料的是，如此精致的梳妆盒不是辛追夫人的，而是她儿子利豨的，值得一提的是此漆奁中所装之物并不是梳妆的用具，而是一个纱冠。据考古专家分析，应当是利豨生前所戴的武官专属乌纱帽。 西汉黑漆朱绘六博具  出土于利豨之墓。在马王堆墓中大家往往只知道湿尸、青铜器、素纱褝衣等文物而忽略这一批象征楚文化的漆器文物，尤其是这件一级国宝。文物盖顶锥画飞鸟、云气，并夹杂朱漆绘几何图案，极为精美。 出土后清理时，博具盒中缺少骰子，后来考古工作者在一件双层六子漆奁中找到了一枚骰子，其大小正适合放在博具空出的小格里，由此确定这是一套博戏用具。六博是一种古老的棋盘类游戏，被看作当今世界所有兵种类棋局游戏的鼻祖，从春秋到秦汉非常流行，后来被其他棋类取代了，如今已无人知晓玩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六博具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一套。 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  出土于利豨之墓。从墓中出土的军事、天文、历法、五行、杂占这类帛书简牍，可以看出他生前是位爱好兵法或熟知用兵的兵家。帛书《周易》就是在西汉早期这种兼容百家的环境中成书的。 帛书鉴定书写年代为公元前 168 年，“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传文”大都是不曾流传下来的佚书，记述孔子和弟子讨论卦、爻辞含义的情况。 从出土的各种《周易》可以看出，人们使用的三种方式。其一是只用易卦（只用卦画或卦画卦名并用）求占，不用卦辞，或另用繇词；其二是把《周易》当作实用的筮书本子，在卦爻辞后系以具体的卜事之辞，以便翻检断筮；其三是把《周易》当作可以引以说理的经典文本进行编撰，如这里的帛书《周易》。 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  经过漫长的岁月，辛追的尸体竟完全没有腐烂，皮肤白皙甚至还保有弹性，就连手脚关节都还能活动，是世界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不腐湿尸。 辛追夫人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30 岁时利苍去世时，儿子利豨袭爵，但由于利豨年少，打理侯府、经营家族的重任就落在了辛追夫人身上，辛追夫人将侯府打理的井井有条。作为丞相夫人的她，享受着万民景仰的尊贵，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后经解剖发现，她因胆绞痛引起冠心病发作而死亡，至此，一位牵绊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武士走卒的奇女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直裾素纱禅衣  马王堆一号辛追墓一共出土了两件素纱襌衣，一件是直裾，一件是曲裾，都是右衽。辛追墓葬具的最外层椁板和内椁板之间有东、西、南、北四个边厢。西边厢相当于辛追夫人的仓库，里面有吃的、穿的、用的，用一个个竹箱子装起来。这件素纱襌衣出土时就是在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绵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十四件。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辛追夫人墓中这幅的T型帛画又名“非衣”、“铭旌”、“魂幡”，它的作用之一是为了作为死者灵魂的寄托、标志死者的灵魂以示区别。这幅帛画内容包括了许多神话故事，充满宗教气氛，上面画着辛追夫人死后，受到人间的祭享，在天地之间被两头巨龙驮着向上飞往天界。 西汉“滇王之印”金印  1956 年 12 月 28 日，石寨山滇国墓地第二次发掘时，在 6 号墓(M 6)木棺底部粉末中发现一枚通体完好如新的金质印章。这枚金印证明了古滇国的存在，为司马迁《史记》相互参证，证明西汉王朝以“滇国”“置吏入朝”,设置“益州郡”。 公元前 109 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郡，赐滇王王印，令其继续统治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也证实了古滇国以及夜郎国都是大汉朝的一级行政区，而非少数民族部落。 角形玉杯  1983 年出土于广州市象岗山，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西汉时期南越国的第二代王赵眛。赵眜，史料多作赵胡，是南越武王赵佗的孙子，南越太子赵仲始的儿子，史称南越文王。他在闽越侵犯南越之时，巧妙的把汉武帝搬出来，让汉武帝来对付闽越，而自己不用大伤元气。 角形玉杯通体由一整块青白玉雕琢而成，杯腹中空可盛酒，反映了南越时期的饮酒习俗和器物主人嗜酒的爱好。古代西方传说用犀牛角制作的酒杯可以解毒，虽然玉本身并不能解毒，但工匠仍借鉴这一传说琢玉而成，希望能给他的主人带来好运。 茂陵石雕  茂陵以东约一公里处，耸立着一座奇特的土丘，土丘上下散落着许多大石和石雕，很像一座小山，其南侧立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一座石碑，上面写着“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其实茂陵石雕及霍去病墓的原始状态早在数十次盗墓和历史洪流中消失殆尽，留在我们面前的是经历过无数次海桑田巨变的茂陵墓区。 关于西汉将领霍去病及其墓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据司马迁记载，霍去病年少有为，打仗不习兵法，讲求随机应变。汉武帝给他府邸却遭婉拒，留下“匈奴未灭，无家也”的豪言壮语。在西汉元狩六年（前 117 年），因病逝世，年仅 24 岁便“为冢像祁连山”。“马踏匈奴”为霍去病墓石雕群中纪念与象征意义最强的作品，马为汉代武力强盛的标志，西汉马踏匈奴展演西汉征服匈奴的历史过程，为霍去病征战匈奴的形象写照。 刘胜金缕玉衣  玉衣也称“玉匣”、“玉柙”，是两汉时期的高级殓服，根据编缀缕线的不同，又可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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