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国年轻人的生育率持续下滑，新生儿数量屡创新低。

而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开始接连出台激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都不太明显。

因此就有专家提议，限制不生育者的继承权，来刺激年轻人生育。

该建议一出，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和热烈讨论。

那么面对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国家是否真的要“动真格”？为何专家会提这样的建议？

我国生育率低迷原因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曾一度高达30‰以上，那是一个“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

为了应对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挑战，中国毅然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以其强大的执行力，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速，但也让不少家庭因“超生”而历经波折。

时间流转至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中国的生育观念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95后乃至00后已逐渐成为生育的主力军，但他们面临的生育压力却远非前辈们可比。

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减少，而城市化的加速则进一步推高了生活成本，尤其是结婚和育儿成本。

曾几何时，结婚只需“两情相悦”和简单的“三转一响”，而今，房子、车子、彩礼以及“三金”几乎成了婚姻的标配。

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言，这些物质条件无疑是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在房价高企的一线城市，即便是首付也足以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因此，不少年轻人选择推迟结婚甚至不婚，更别提生育多个孩子了。

此外，教育成本的攀升也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内卷”严重的教育环境下，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纷纷投入巨资报班培训。

这种“鸡娃”现象不仅加剧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让年轻人对生育望而却步，毕竟，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已经如此高昂，更何况是多个孩子呢？

更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的生活理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求个人自由和生活品质，他们不再将生育视为人生必选项，这种观念的转变，无疑对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生育模式构成了挑战。

面对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状，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鼓励生育，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到实施三孩政策，再到出台各种生育补贴和育儿假政策，无不体现了国家对人口问题的重视。

可相关部门的一则调查数据，却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原来在成都某妇产医院的4万名新生儿当中，约有两万都是二胎和三胎，并且产妇的年龄都超过了35。

这表明，在国家推行二胎和三胎政策后，积极响应该政策的仍然是80后和70后，而当前的生育主力军90后和00后对此并不热衷。

对此有些专家坐不住了，直接提出了一项比较激进的建议。

“专家”的建议

对于生育率下滑这一问题，政府及社会各界几乎想尽了办法，可部分“专家”的建议却引发了广泛争议，甚至被公众贴上了“奇葩”的标签。

近段时间，经济学家马光远提议通过限制躺平一族的继承权来“激励”生育，即未生育子女的年轻人将无法继承父母的遗产。

这一建议看似是出于提高生育率的考虑，实则触及了法律与人权的底线，继承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其行使不应受到生育行为的约束。

生育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应成为衡量其社会价值或权利资格的标准，将生育与继承挂钩，不仅违背了人权原则，也忽视了个体差异和多元化生活的价值。

除了限制继承权外，还有“专家”提出了更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建议，比如有的建议对未生育者征收“生育税”，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迫使其改变生育观念；有的则提出给予多生家庭高额补贴和优先权，却忽略了这些措施可能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

这些建议之所以被视为奇葩，是因为它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分裂。

同时，此类奇葩建议的出现，也反映了部分“专家”在解决生育率问题时的急功近利心态和缺乏深思熟虑的考量。

他们可能忽视了生育率下降的复杂成因，包括生活压力、教育成本、职业发展、观念变化等多个方面。

单纯依赖强制措施或利益诱导来推动生育，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引发更多社会问题和不满情绪。

真正需要的措施

其实除了那些不靠谱的专家之外，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和生育率持续下滑的现实，社会各界尤其是两会委员及人口专家们纷纷贡献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善生育环境的建议与方案。

在众多建议中，直接的经济补贴措施尤为引人注目，从武汉地区对三孩家庭实施每年1万元的补贴政策，到全国多地推出的多孩家庭补贴政策，这些实践不仅为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也为提高生育率提供了实质性支持。

专家进一步指出，通过减免多孩家庭的个税和社保，能够进一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让年轻父母在决定生育时少一份顾虑。

但要真正激发年轻家庭的生育热情，还需从更广泛的层面进行改革，人口专家梁建章的提案便是一个全面的蓝图，他提出的百万生育奖励计划及其配套措施，如现金补贴、个税社保减免、购房优惠、增加托育资源以及延长产假与陪产假等，无疑为提升生育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这些建议不仅考虑到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还兼顾了女性在职场中的权益保障，以及婴幼儿照护的迫切需求，展现了前瞻性和人文关怀。

但值得注意的是，提高生育率并非一蹴而就，更不可盲目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正如有识之士所强调的，改善职场环境、保障女性权益、加强育儿支持以及平衡人口数量与素质的关系，是提升生育率的根本所在。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综合施策、多方联动的系统解决方案，既要解决眼前的经济压力，也要着眼于长远的社会发展。

具体而言，政府应加大对公共托育设施的投资，建立覆盖广泛、质量可靠的婴幼儿照护体系；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改善女性员工的工作环境，确保她们在生育后能够顺利回归职场。

同时，教育系统也应进行相应调整，减轻学生和家长的压力，为家庭创造更加宽松的育儿环境。

结语

提高生育率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通过实施一系列科学、合理、可持续的政策措施，我们有望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生育和养育的社会环境，从而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挑战，实现人口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