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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8 10:27 |
自从山西自驾归来,就迷上了中国古代石窟和古代壁画,刚好看到这个问题,那我就来说说中国古代壁画这一类流失海外的国宝级文物吧。 在查找了众多资料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游山西的路上看到的那些壁画只是中国古代壁画的冰山一角,想要看到那些流芳百世的国家级壁画文物,还得漂洋过海踏上大洋彼岸的土地才能欣赏得到。 中国文物在晚清时期面临严重的被盗、被掠夺、被贩卖的情况,无数造像、壁画、玉器、字画被成批、整片、整版的运往海外,而作为人类的财富以及文明的记忆,幸然,它们中的一部分还都存于世,让我们有机会领略古代匠人的智慧与艺术造诣。
今天分享几幅旅行过程中,在博物馆见到的,我非常喜欢的海外的国宝级中国壁画。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藏《朝元图》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有两幅中国国宝级的壁画,一幅是《朝元图》,一幅是《弥勒佛说法图》。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朝元图》是一幅元代壁画,原属山西晋南地区平阳府的某个道观,绘制时间已无从考察,甚至就连它所在原庙宇都无迹可寻。但这并不影响它的艺术价值。
《朝元图》东壁壁画 《朝元图》是道教壁画中非常常见的绘画题材,而安大略博物馆中的这组东、西壁画在主神体系上承宋接元,与永乐宫三清殿的壁画同出一脉。壁画中,各路神仙朝拜三清,以长达10米、高3米的画面规格展现出道教壁画的宏伟气势。四帝、两后、四圣均以半侧面为主要态势,向一侧奔赴而去。
《朝元图》西壁壁画 20世纪30年代,职业倒卖中国文物且臭名昭著的日本山中商会,将整墙壁画盗运至海外,最终壁画被转手给了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被山中商会盗运走的还有太原天龙山石窟中从北齐至唐时期的所有佛造像。
山中商会的就牌匾 《朝元图》壁画经历了战乱破坏、空气氧化严重以及盗运过程中的各种损伤,在进入安大略博物馆后,经过多次修缮之后,才逐渐呈现出现原貌,在异国他乡的怀履光主教展厅中重新大放异彩。 有趣的是,壁画左侧部分那个凶神模样的人物就是传说中的天蓬元帅,在道教中,天蓬元帅是非常重要的护法神之一,位列“北极四圣”首位。左侧天蓬,右侧天佑,两位神仙长得酷似孪生兄弟,唯一能区别他们谁是谁的方法就是看胳膊,天蓬元帅有三头六臂,六只手中分别拿着不同的兵器和法器。天佑元帅有三头四臂,两手持剑、两手开弓。
左上角为天蓬元帅 古代壁画的制作流程非常严谨,从白描绘本到等比粉本,再到粉本拓印上墙,描线,最后上色,都有着固定且规范化的操作技法。尤其是在着色环节,古代民间工匠采用了代号的方法规范了色彩体系。 它们的色彩代号分别为工红,六绿,七青,八黄,九紫,十黑,一米色、二浅青、三香色、四粉红、五藕荷。画工们根据画中色彩需要,标上对应的代号,方便上色。 举个例子,许多人物的红色飘带,会被标注上“工”字,需要深一些就标“大工”,需要浅一些就标“二工”,数值越大,颜色越浅。上色的同时,对色彩明度变化的敏锐度也会越来越强。
是不是听上去很有趣呢? 古代壁画是需要工匠以团队合作的方式,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耐心来完成的。完成一幅精美绝伦的壁画往往需要少则十年,多则三五十年的时间。 之所以可以流芳百世,不单单在于我们能看到的视觉上的艺术价值,还有那些为成就精品、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们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 《弥勒佛说法图》 1923年,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兴化寺的僧人们为了避免寺院再次遭到战火的摧残,决定把中殿南墙和后殿东西两墙的三幅元代壁画剥离下来,藏匿起来。这其中就包括了后来被倒卖到境外过程中被北大国学门的教授出资拦下来的《过去七佛说法图》(现存于故宫博物院)和最终被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购得的《弥勒佛说法图》。
安大略博物馆中国展厅 《弥勒佛说法图》与《过去七佛说法图》相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先是被切割成块,落入文物商人的手中,随后被藏匿、转移,多次转手倒卖,途径中国、英国商人之手,在天津港被运上美国捷运公司的邮轮,抵达波士顿港后,再由火车运往加拿大,最终落脚在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作为后殿的壁画,在壁画尺寸规模上确实与中殿的《过去七佛说法图》相差甚远,《弥勒佛说法图》仅长11.11米、高5.22,虽然同属兴化寺,却比中殿壁画短了近六米长。但这仍然不妨碍它自身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弥勒佛说法图》 画面中非常规矩的描绘出一佛四菩萨二弟子的人物格局,弥勒佛坐在宝座上,在背光和头光的映衬下显得尤为庄严。他的左手手掌朝外,右手作施无畏印。两侧分别由供养菩萨和胁侍菩萨,供养菩萨同弥勒佛一样,头上有头光,身后有背光。胁侍菩萨因为标识不够清晰的原因,难以辨明身份。有人认为有可能是文殊和普贤,也有人认为是阿僧迦和婆修盘陀,两种说法为这幅壁画增添了些许神秘感。 除了弥勒佛、菩萨和弟子之外,左右两侧还有相当比例的画面用来描绘剃度主题,弥勒佛的左侧为一组男性,右侧为一组女性,左侧的男剃度者曾被猜测为梁武帝,而右侧的女剃度者被解读为北魏胡太后。
《弥勒佛说法图》壁画在构图方面较之前的唐宋风进行的调整和简化,拉开了主佛、菩萨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前后排序,使得前景与后景的空间感很强。在人物刻画上也以其形象的尺寸大小规格来区分人物之间的主次关系。在绘画技艺上,线条更为遒劲有力,疏密有致。着色手法偏向于重彩平涂、晕染等。 《弥勒佛说法图》堪称元代壁画的代表作之一,也说明了彼时造神现象的盛行以及壁画对于敬拜环境的重要影响。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炽盛光佛佛会图》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位于堪萨斯州的中部腹地堪萨斯城,以馆内的众多中国绝世文物扬名全球。《炽盛光佛佛会图》壁画就是中国庙宇展厅的镇馆之宝之一。 依旧是在20世界3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动荡不安的趋势之际,文物商人卢芹斋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山西洪桐县广胜下寺买走了《炽盛光佛佛会图》壁画,又转手卖到了海外。这已经是他数年下来,在同一个寺中买走的第三幅壁画了。前两幅,他出售给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据说,卢芹斋之所以能顺利购得广胜下寺的壁画,是因为寺庙里的和尚想筹钱修庙,恰巧遇到卢芹斋看中了寺中的壁画,便将下寺后殿东山墙上的《炽盛光佛佛会图》壁画变卖给了卢芹斋。之后,壁画在三家美国博物馆之间兜兜转转,最终被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购。
纳尔逊博物馆中国展厅 当卢芹斋听说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还购得了北京智化寺的藻井之后,还曾向博物馆的馆长建议可以针对中国文物设计一个东方展厅,也方便展示《炽盛光佛佛会图》等大型中国壁画。随后半个世纪中,中国壁画、造像、书画、瓷器….等被贩卖至此的文物源源不断的被放进展厅,来自东方的文物撑起了博物馆的收藏价值。 如今,这幅《炽盛光佛佛会图》壁画与水月观音造像一前一后的陈列在展厅,让每一个走进这间大厅的人们瞬间就能感受到宏伟与精致交相辉映的气氛。
说回这幅《炽盛光佛佛会图》。壁画中的炽盛光佛是掌管天界的星宿,唐代时期非常盛行信仰炽盛光佛,人们之所以信仰这位佛,是为了避开来自日月星辰带来的自然灾难,以此达到消灾避难的目的。 壁画中,炽盛光佛被众星神围着,身后站着有十一曜星神,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星。炽盛光佛手持经纶,左边坐着戴着月冠的月光菩萨,右边坐着戴着日冠的日光菩萨。月光菩萨的左侧站着五位星神。
从一道道拼接纹上能看出,当年为了将整墙壁画运走,文物商人们可太“用心”了,这样切割后再拼接起来的效果大大的降低了画面的整体性和观赏性,也直接影响了对于中国古代壁画考古艺术的研究。 《菩萨焚香图》 文物商人卢芹斋在20世纪50年代初,又向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出售了一幅名为《菩萨焚香图》的壁画。据说,这幅壁画来自于河南、山西省交界处的某座废弃古寺中,从外观上看,有可能是大型壁画中的一部分。至于其他残碎壁块已无从考察及寻找。 《菩萨焚香图》壁画中画着两位菩萨,他们正站在供桌前焚香,其姿态非常优美雅致。整体色调依旧采用蓝、绿及棕红色装饰的色彩方案,菩萨皮肤呈粉白色,线条干净流畅,画面饱满且层次分明。
《菩萨焚香图》的对面陈列着一副观音菩萨像的壁画,这幅壁画可谓是《菩萨焚香图》的“画中画”之作。据说,《菩萨焚香图》壁画在抵达博物馆时,工作人员发现壁画上的裂纹中透着淡淡的蓝色,通过各种查验后,惊喜的发现,原来壁画底层还有一幅壁画,两幅壁画被叠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整块壁画的样子。
于是博物馆开始了长达六个月的剥离工程,终于将上下两层壁画全部剥离开来,才让年代更早的《观音菩萨图》面世于人前。 至今,这两幅壁画的年代和出处仍旧是个谜,被迫离开了故土,它们就仿若没了根一样看似沉静却实则是游离在时间之中的一道无解谜题。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药师佛佛会图》 这幅《药师佛佛会图》与纳尔逊博物馆中《炽盛光佛佛会图》同属于广胜下寺后殿,《炽盛光佛佛会图》位于东山墙,而《药师佛佛会图》则相对而立于西山墙。
这幅壁画同样是通过文物商人卢芹斋的操作,几经周转运出中国。数月后,被切割成数百块壁画残片装在货箱里,漂洋过海抵达美国。 即使是这样,在壁画落脚美国后,仍旧在被一次次的转手。先是收藏家塞克勒从卢芹斋的助手卡罗手中买下了壁画,但因为壁画尺寸过大,赛克勒又不具备修复能力,无法进行合理的维护和保养。1964年,赛克勒以父母的名义将壁画捐赠给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由博物馆出资经专业团队进行壁画修复,修复还原的壁画一经展出便引起了轰动,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如今壁画与其他来自中国的造像文物一起陈列在以赛克勒为命名的“赛克勒展厅”里。
画面中,药师佛坐在莲花宝座上,众神围绕在他身边,佛两侧较大的两个人物分别为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十二守护神向两侧依次排开。人物排列规矩严谨,也凸显了药师佛对于人间信徒的重要性。
在古代,药师佛又被称为大医王,是人们眼中医病济事的佛。据说,药师佛曾发誓在自己成佛后行十二大愿,修得正果后,它分管人界,而前面提到的炽盛光佛则分管天界。 《药师佛佛会图》从侧面说明了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人们通过祭拜药师佛求平安,祈祷自己在乱世中可得佛尊济事保佑的心境。 不得不多说一句,广胜下寺的四幅流失海外的壁画分别被馆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纳尔逊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后殿东山墙上的元代《炽盛光佛佛会图》壁画陈列在纳尔逊博物馆的中国庙宇展厅,西山墙上的元代《药师佛佛会图》壁画陈列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展厅;前殿的两幅明代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和《药师佛佛会图》则陈列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中国圆厅。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藏的《炽盛光佛佛会图》 (局部)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藏的《药王佛佛会图》
广胜上寺最著名的建筑——飞虹塔
飞虹塔塔身伤的琉璃雕
飞虹塔塔身伤的琉璃雕
飞虹塔塔身伤的琉璃雕
广胜下寺
广胜下寺大殿
广胜下寺水神庙殿外壁画墙英国大英博物馆馆藏《三菩萨》 大英博物馆的33号厅是著名的中国展厅,那里陈列着镇厅之宝《三菩萨》壁画。
大英博物馆33号中国展厅
《三菩萨》壁画 1424年山西五台山寺院的僧人被派到河北的行唐县清凉寺绘制壁画,经过了二十四年的创作,才呈现出这幅精美的《三菩萨》壁画。 画面中,由左到右的三位菩萨分别是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菩萨的脸部圆润饱满,神态淡然自若,头光环照,形态飘逸优雅。这幅壁画寺院中第二殿殿内的一个造像背屏。 文物商贩从支撑壁画的木架上将壁画移除,卖给了英国古董商S . M Franck and Co .,为了方便运输,这幅壁画也难逃被切割的命运,它被简单粗暴的切成了十二块后包装成箱运往英国。 壁画抵达英国后,又被收藏家乔治尤摩弗帕勒斯购得,于1927年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而壁画所处之地清凉寺则在壁画进入大英博物馆的十年后被彻底毁于战乱。 很明显,拼拼接接之后的壁画已面目全非、残破不堪,人物从容貌到衣着细节因为损伤而模糊不清或裂纹不断。对于如此珍贵、流落海外的文物,河北博物院于2017年组织壁画专家针对《三菩萨》壁画进行等比临摹,并将其因破损导致的模糊细节完善刻画,永久馆藏于行唐县博物馆,使得众多壁画爱好者不用千里跋涉也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
行唐县博物馆内《三菩萨》等比临摹文物
行唐县博物馆内《三菩萨》等比临摹文物
行唐县博物馆内《三菩萨》等比临摹文物 说说艺术大师朱好古 与唐宋、明清相比,元代在出大文豪、大艺术家这方面颇显匮乏,中原汉文化与游牧蒙古文化之间的冲突既体现在连年战乱上,也体现在意识形态上。 即使如此,仍旧出现了朱好古这样拥有高超画技的汉人画匠,就他当时的艺术成就而言,绝对称得上是位艺术大师。 在元朝,统治阶层与民间之间的文化通道几乎是割裂的,汉人没有意愿入朝做官,确切的说在当时是没有资格进入朝政,蒙古权利机关更是没空搭理民间文化活动。于是,人民艺术家们写什么、画什么就相对自由了很多。
永乐宫壁画局部 朱好古作为北方画工的领袖人物,又深受宗教的影响,因此,高超的技艺加上坚定信仰打造出了一幅幅不朽的绘画作品。他前前后后带过两代门徒,在晋南一带颇有声望。 永乐宫壁画就他带领张遵礼、田德新、曹德敏、李弘宜、王椿等门徒绘制而成,不但承袭了唐宋以来道释壁画的传统风格,还在构图上渲染出严正又精妙的华丽气氛。
永乐宫壁画 而兴化寺《过去七佛说法图》和《弥勒说法图》是朱好古带着徒弟张伯源等人创作完成。 匠人也好,大师也罢,朱好古作为民间艺术大师终究没有辜负自己的才华和信仰。并且,万幸的是,后世还有机会看到经他之手或由他督导完成的旷世作品。 说说被欧美誉为“中国文物教父”的卢芹斋 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各大博物馆和古董圈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一个叫做C.T.LOO的中国古董商人,甚至西方收藏界给了这位中国人一个“中国文物收藏教父”的称号。这个人就是以经营古董发家、享誉国际收藏界的卢芹斋。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卢芹斋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将许多中国国宝级文物购买下来转售给欧美古董商和博物馆。如今,有关他对待文物的做法一直在“护宝说”和“贩宝说”两种说法中争执不下,毕竟,谁也不想那些承载着中国顶级美学艺术的精品被毁于战乱,谁也更不想它们流浪四方而无法回归故土。 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卢芹斋一点也没糟蹋自己的财商,年少时漂洋过海前往法国打工,凭借自己头脑灵活且极高的语言天赋,被中国驻法公使孙藤看中,随后认识了同乡张静江,可以说,张静江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堪称是卢芹斋的伯乐。
他让卢芹斋入职自己的古董店当学徒,卢芹斋也确实没有让这位老师失望,他不但快速掌握了业务,还凭借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在古董圈混的风生水起,得到了更多来自张静江的支持。 辛亥革命后张静江回国协助孙中山,关闭了自己海外的公司和古董店。而此时,卢芹斋的羽翼已丰满,完全可以在收藏界独当一面。于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卢吴古玩公司和古董店,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贩卖文物生涯,打造出了自己的文物销售通道以及文物帝国。 他曾因为想要将广胜下寺的两幅购买来的壁画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而采取欲擒故纵的方式,与宾大博物馆的馆长进行了长达两年的通信往来,为的就是吊足了对方的胃口,方便后期分阶段的抛售文物。作为商人,可以说,卢芹斋的精明和攻心能力几乎达到了顶级水平,他也正是因为凭借着这些伎俩游刃有余的来往于欧美收藏圈,为自己积累和谋取着巨大的财富。
卢芹斋人生的高光时刻莫过于在巴黎创建了著名的“巴黎红楼”,楼里的每一个房间尽显中国古典气息,房间和走廊里摆放着各种古董文物,营造出浓烈的东方色彩。“红楼”在当时的作用还不仅仅只是展现中国文物风采,它也是卢芹斋用来资助中国留学生午餐的地方。
卢芹斋建造的“巴黎红楼”
“红楼”内的走廊
“红楼”内的房间 尽管卢芹斋远隔千里的资助辛亥革命,也没能让自己贩卖古董文物的恶名被洗白。再加上后来遇到了谭敬的作伪集团,导致卢芹斋在群内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那些曾经把酒言欢的收藏界朋友们也渐渐的不再信任他。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卢芹斋逝世于瑞士,后人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就连他自己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也充满了矛盾,贩卖国宝文物让他背上无法抹去的恶名,但他也为自己能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保全住部分文物而感到些许欣慰。
是非对错在远离了彼时的时局、空间以及形势下已然变成了一道思辨题。对于全人类而言,能够让承载着深厚文化艺术价值的实体文物以完整或残留的形态存在,的确有其值得欣慰的理由。 但对于考古文化研究而言,尤其是那些地域性文化指向较强的文物,一旦被迁离原址,就意味着它们在失去了特定“出生”环境和背景参考,以及远离了从属关系的历史和地理属性的情况下,考古难度异常艰难,无论文物是否完整,它身上的艺术和文化信息都已经在颠沛流离中被消磨和湮灭。 那些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在庞大的博物馆中也许仅仅是众多文物编号中的一个,但对于中国而言,它们是无法被替代的历史见证者、艺术传承者以及中国人智慧结晶的完美呈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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