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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白玉京】

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正式提出“天工开物”太空资源开发专项，并将“太空挖矿”推上重大专项论证日程时，这一话题迅速成为国内外热议的焦点。

再联系此前央视新闻展示的太空采矿机器人相关内容，人们第一次以直观画面感受到这一设想的现实轮廓，震撼感随之被放大：过去只被当作科幻的场景，如今已经被郑重地摆上工程规划桌面，中国显然是动真格了，准备把科幻一步步变成现实。

太空采矿机器人

很多人对“太空挖矿”的理解，仍停留在去小行星挖矿石、再把金子运回地球的想象中。但中国正在推进的这套方案，目标远不止于此。它的核心落脚点，在于水冰等关键资源的原位利用，用于支撑深空探测、长期驻留以及空间基础设施的持续运行；远不是去挖能卖高价的贵金属。

正因如此，这项计划已不再只是概念展示，而是被当成一项现实工程来系统规划和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太空挖矿看起来极具科幻色彩，却并不虚幻——它并非建立在想象之上，而是建立在深空活动规模不断放大的现实需求之上。

三轮足三爪足，适应太空微重力环境

灵活的小爪爪

太空挖矿不是“淘金”而是“降本”

围绕太空挖矿的争议，最大的误会，是把它理解成去小行星“淘金”，把矿石运回地球卖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究发展部部长王巍院士在论文里讨论的重点，其实完全不是这条路。他把太空资源开发的第一性目标，落在深空活动最昂贵、也最卡脖子的环节——推进剂与补给上。说得直白一点：太空挖矿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挖到什么值钱的东西，而是能不能把深空活动的成本打下来。

这里面最关键、也最反常识的一点，是水冰的重要性。在太空里，水不只是喝的。把水电解成氢和氧，再液化储存，就是性能很高的火箭推进剂；谁能在月球或小天体上稳定取水，谁就等于能在太空里“原地加油”。

这也是论文反复强调“原位资源利用”（ISRU）的原因：所谓ISRU，说穿了就是不再把所有补给都从地球往上送，而是在月球、小行星等地外天体就地获取资源，现场加工成水、氧气、推进剂等可直接使用的物资。

月球资源开发体系设想图，信息量非常大

王巍院士用一组成本对比，把这件事讲得非常硬：如果完全依赖地球补给，把推进剂送到地月系统的关键位置，成本会高到“万级美元/千克”的量级——地球送到日地L1点约12000美元/千克，送到月球表面约36000美元/千克。

而一旦建立月球资源利用体系，从月球本地获取并供应，同样送到日地L1点大约1000美元/千克，送到月球表面甚至可以降到500美元/千克。也就是说，月基补给相对地球补给，直接便宜了一个数量级。这不是修修补补的优化，而是成本结构被整体改写：深空活动才有机会从高价值、低频次的探索任务，转向常态化、可持续的工程体系。

更有意思的是，论文还提出一种很工程化的设想：可以从月球把装水的储箱送入轨道，再在轨道上电解制取氢氧推进剂。相比把所有流程都压在月面完成，“先运水、后电解”在系统复杂度、能源利用方式上更灵活，也更容易与在轨能源、储存和加注设施配套，最终指向的并不是一次性采矿，而是一条能运转的深空补给链。

所以，这一体系里“挖矿”的角色，本质是“降本”。它要撬动的不是某种矿产的市场价格，而是深空活动的成本天花板。也正因为如此，问题的重心才会自然落到下一步：如果真要把这条补给链跑起来，资源在哪里储存、加工、加注？又靠什么样的运力把“水—推进剂—补给”在不同节点之间搬运起来？

“太空挖矿”的“一站一路”

在王巍院士构建的太空资源开发体系中，太空挖矿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采矿任务，而是一整套高度耦合的工程系统。它能否真正运行起来，取决于两个最基础、也最现实的条件：有没有合适的太空枢纽，以及有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用更直观的话说，就是“站”和“路”。

先看“站”的问题。

只要把太空挖矿从一次性演示，变成长期深空活动，就会发现一个绕不开的现实：太空资源不可能靠“点对点”的任务临时搬运，而必须进入一个可储存、可加工、可转运、可反复利用的“中转站”。否则，无论挖到什么，都只能停留在实验层面，无法支撑规模化运行。

这正是太空枢纽/空间站存在的意义。它是承担资源属性的基础设施——包括资源储存、在轨处理、推进剂制备与加注，以及不同轨道之间的转运调度。

王巍院士在论文中反复提及拉格朗日点，原因也在这里。无论是日地L1、L2，还是地月体系的相关平衡点，这些位置在轨道力学和能量消耗上都具备独特优势，能够显著降低不同天体、不同轨道之间的转移成本，使资源真正流通起来，而不是被一次性任务锁死。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美国正在着手建造的月球门户。某种意义上，这种联想并不奇怪：它们解决的，都是深空活动中转和调度的问题。但在太空资源开发的语境下，中国需要的太空枢纽，功能明显更加复杂。它不仅要服务载人任务，更要服务资源流动；不仅是停靠点，更是加工点和补给点。这决定了它在规模、功能和系统复杂度上，或许远超美国的月球门户。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太空枢纽并不要求一步到位。无论从工程风险还是任务节奏看，都完全可以沿着先验证、再扩展的路径推进：先建立基础节点，再逐步叠加资源处理与补给能力。这种循序推进的方式，本身就与中国近年来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实践高度一致。

长征九号重型运载火箭最大运载能力约150吨

再看“路”的问题，也就是运输能力。

如果说太空枢纽决定了资源能不能周转，那么运力则决定了体系能不能跑起来。在传统航天模式下，运载火箭更多是一次性任务工具；而在太空资源开发体系中，运输能力本身就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无论是部署枢纽、投送大型设备，还是在不同节点之间转移水、推进剂和补给物资，对运力的规模、频次和成本，都会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一代大运力火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这里并不意味着某一型号是唯一解，但运力等级的跃迁，是绕不开的前提条件。从公开信息看，中国正在推进的重型运载火箭项目——包括长征九号——已经进入立项和工程准备阶段，其规划节点与太空资源开发所设想的中长期节奏，客观上存在较高的重合度。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类大运力火箭并非只为太空挖矿服务。载人登月、深空探测、大型空间基础设施部署，都会同时受益。太空资源开发，只是最早、也最清晰地暴露出运力瓶颈的应用场景之一。反过来看，也正因为这些任务彼此叠加，才使得对大运力、乃至可复用运输体系的需求，具备了现实基础。

当“站”和“路”这两个条件被放在同一张工程蓝图中，太空挖矿的形态才真正清晰起来。它不再是一项寄希望于单点突破的冒险尝试，而是一项与深空探索整体进程深度绑定的系统工程。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十五五”阶段，中国会选择以重大专项论证的方式提前布局——不是因为目标近在眼前，而是因为如果不现在开始系统规划，未来的深空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补给效率和成本上限。

长征九号或在2033年到2035年首飞

中国太空布局正在前移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中国近几年在太空领域的动作，其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同特征：很多事情，外界的反应速度往往跟不上中国航天的推进节奏。很多时候，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人们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哇，原来中国航天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太空交通管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过去，这类议题更多停留在国际规则讨论或学术研究层面，但随着卫星发射密度和大规模星座迅速增长，轨道拥堵、碎片风险已经成为现实问题。中国并没有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开始直接推进工程化方案。

2025年底，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星眼”太空感知星座计划，拟发射156颗专用卫星构建近地轨道监测网络，把“看得见、管得住”变成可运行的系统。这类项目之所以推进迅速，正是因为它们解决的是已经发生、而不是假设中的问题。

“星眼”太空感知星座正式发布

类似的还有近地小行星防御任务，从学术议题走向任务规划，节奏明显加快；再到最近设立首个星际航行学院，提前为更远期的深空活动储备人才体系。这些动作并不高调，却共同指向一个方向：中国的太空布局，正在向更长周期、更大 尺度延伸。

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太空资源开发被纳入“十五五”规划，并启动“天工开物”重大专项论证，其逻辑就并不突兀。它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激进设想，而是前面一系列能力建设自然延伸出来的结果。既然未来要在地月空间长期活动，就不可避免要面对补给成本和运行效率的问题；而一旦这个问题被摆上桌面，原位资源利用几乎是绕不开的选项。

将“十五五”提出的几个新方向放在一起比较，其现实优先级其实并不难判断。太空交通管理因现实压力最为迫切，已经进入工程阶段；太空数智基础设施直接服务现有空间系统，也具备较强可操作性。相比之下，太空旅游虽然看起来直观，却在法规、安全、保险和市场规模等方面面临多重约束，商业可持续性高度不确定。一个现实的对照是，蓝色起源近期已经宣布暂停亚轨道太空旅游业务，这本身就说明，太空旅游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样成熟，中国新概念飞行器和新的实践方式或许有全新的打法。

在这样的对比下，太空资源开发虽然周期更长，但目标清晰、服务对象明确，从长期前景看，它是为未来几十年的深空活动提前铺设基础条件，已经被纳入国家层面的系统规划之中。这意味着，中国在考虑太空问题时，关注的已不只是下一次任务成不成功，而是如何让未来的太空活动，真正跑得远、跑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