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看到人的“美恶既殊，情貌不一”，但能坚持这七条，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致错用坏人，庸才。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治蜀的一个中心问题，其基本方针即“治实不治名”。
益州本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左思〈蜀都赋〉写到那时的蜀中是：“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阛阓之里，俊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何况又有盐井、铁山。在这个基础上，商业也发展了，成都西市，被称为“万商之渊”，“罗肆巨千”。可农民、手工工人所创造的财富，都落入了三蜀之豪”的腰包。三蜀之豪，有自己的田庄、徒附、部曲、奴婢。诸葛亮说李严罢免，犹有“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李严之子李丰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蜀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与李丰教〉﹞这些上家恣情压迫农民，引发了农民起义。灵帝中平五年，益州马相起兵于绵竹，“自号黄巾”，杀刺史郄俭，进攻巴郡、犍为，有众数万人，马相自称天子。﹝《后汉书‧灵帝纪》﹞
汉末政失于宽，刘焉、刘璋父子和袁绍一样，在益州“以宽济宽”，“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宽容三蜀豪强。这种政策，使“蜀土人士专权自恣”，更有所发展。﹝《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蜀中人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法正传〉与刘璋书﹞诸葛亮看到了蜀中“致弊，实由于此”﹝〈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蜀中情况可用一个“乱”字来概括。诸葛亮在内修政理上，针对蜀中情况，制定了一整套由乱到治的方针。这就是〈便宜十六策‧治乱策〉提到的方针，而最重要的是“先理强，后理弱”一条。理强，即打击蜀土人士的专权自恣，消除“思为乱者‧十户而八”的危险局面；理弱，即扶植自由农，发展生产。之所以要“先理强，后理弱”，是因为强民专权自恣的问题不解决，弱民的安宁、生产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条方针是“治实”在内修政理上的集中表现。
先谈理强。理强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专权自恣的强民，采用“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政策﹝〈诸葛亮传〉注引《蜀记》﹞；二是制定用人标准，起用有“才策功干”，“忧公如家”之士。
《蜀志‧伊籍传》说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现在《蜀科》看不到了，但可想见有它本身的特点。从实际情况来看，〈张裔传〉记载张裔常称道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写的评语中又说：“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这表明诸葛亮把“威之以法”和“服罪输情”结合到了一起。用法无私，服罪可释，所以法虽峻而无怨，贤愚“佥忘其身”。例子是有的，如李严被废为民，徙梓潼郡，诸葛亮在与其子李丰教中明言：若能“思负一意”，则“否可复通，逝可复还。”﹝〈李严传〉注引﹞把“服罪输情虽重必释”，用到刑法上去，这在法制史上罕见。本人服罪输情既可免罪，子女，家族连坐之制，势必革除。在《蜀志》中，看不到诸葛亮当政时期还有什么连坐。李严犯罪，李丰仍旧官至朱提太守。魏晋时期，人们纷纷称道诸葛亮能用刑，为秦汉以来所未有﹝参见〈李严传〉注引习凿齿语﹞，原因也在这里。
在用人上，最可注意的，是他提出过七条用人标准或者说七个考核办法。“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侄?^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集‧文集〉卷四〈将宛‧如人性〉﹞他看到人的“美恶既殊，情貌不一”，但能坚持这七条，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致错用坏人，庸才。
此外，要看到诸葛亮用人，是既“限之以爵”，又“尽时人之器用”﹝《蜀志‧杨洪传》﹞。限之以爵，用张裔的话说，是“爵不可以无功取”。这就限制了权势之门做官的权利，革除了东汉凭出身世族可袭封爵的制度。爵不可以无功取，是符合上述七条标准的。真正的贤才，不受限之以爵的约束。例如杨洪、何祗，《蜀志‧杨洪传》说杨洪〈犍为武阳人〉本是李严的功曹，因为“忠清款亮，忧公如家”，李严还没有到犍为去做太守，杨洪便已被起用为蜀郡太守了；何祗本是杨洪的门下书佐，因为“有才策功干”，几年便做了广汉太守，而杨洪还是蜀郡太守。
"又〈杨洪传〉注提到广汉王离，“亦以才干显，为督军从事，推法平当，稍迁代﹝何﹞祗为犍为太守，治有美绩”。〈杨戏传〉马盛衡、马承伯赞注提到阗中姚佃被诸葛亮辟为掾属，“并进文武之士”，称赞他说：“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
这也符合七条标准。或谓诸葛亮排斥益州人物，上引却都是益州人物。〈杨洪传〉明言“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说诸葛亮排斥西土人物的，对此话似未深思。诸葛亮用人只是凭七条标准，别无其他标准。
诸葛亮用这种理强的办法，在政治确实收到了由乱到治的效果，蜀中号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诸葛亮传〉臣寿等言﹞
再谈理弱。在诸葛亮看来，不先理强，就不能使“强不侵弱”，“理强则弱伸”，只有先理强，才能收到理弱的效果。诸葛亮是怎样理弱的呢？他抓住了“为政以安民为本”。《蜀志‧蒋琬传》说诸葛亮称赞蒋琬，“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这正是诸葛亮自己的政策。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蜀志‧后主传》建兴二年﹞；“以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蜀志‧杜微传》诸葛亮与社微书﹞。这里所谓“民”，指的是那些负担赋役的“弱民”，即有户籍的自由农户。诸葛亮还说过：“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便宜十六策‧治人〉﹞这是诸葛亮“理弱”的方针。
诸葛亮使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具”﹝〈张裔传〉﹞，发征丁一千二百人主护都江堰，是与理弱相配合的措施。诸葛亮的“先理强，后理弱”的方针政策，改善了蜀国的政治。蜀中经济的发展因此较快。〈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说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蜀末号称“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蒋琬传〉。〈后主传〉也有“百姓布野，余粮栖亩”之言﹞。这改变了“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宥?供z〈诸葛亮集‧文集〉卷二〈教〉﹞的面貌。
诸葛亮自己说得好：“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此任长之术也。”﹝同书卷二〈论诸子〉﹞所谓“任长”，表明他吸收了各家所长，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治国之道。而他这套治国之道，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治实精神与用人标准上。唯其如此，所以陈寿等人说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诸葛亮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