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股市连续暴跌，政府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强力救市政策，包括降息、降准、央行向市场增加流动性、汇金公司出手救市、降低手续费用、暂停IPO、众机构增持、21家证券公司联合出资1200亿元救市、央行给证金公司提供流动性、两市超一半公司停牌自救……
但可惜的是，政府虽然出了一系列“王炸”，结果市场基本反映惨淡，股市一跌再跌、甚至大面积跌停！为什么是这种局面？除了传言中的做空力量、市场恐惧心理和经济基本面不好之外，恐怕剩下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救市犯了救市大忌。
一、高位救市是大忌，连用王炸自毁弹药
6月27日政府大举救市时，前一日沪市A股仍超过4100点，与6月中旬最高点相比跌幅约20%，但市盈率中位数高达70倍左右，远高于其他国家一般15~30倍的市盈率。
由于中国是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股市市盈率应该高于其他国家。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下滑及长期下滑趋势（见下文分析），沪市A股70倍的市盈率明显偏高。
这轮政府救市，连续出牌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尤其是7月8日两市超一半公司停牌自救更是史无前例。虽然政府连续用了很多“王炸”，但效果非常有限，市场还是反应惨淡，实际上等于是自毁救市弹药库。
也就是说，这次政府救市，救市点位太高，出手时间太早，过早的几乎用上了所有可以用的“王炸”，这就是犯了救市大忌——在市场明显高估的情况下，价格下跌是市场力量顺势而为，救市难度极高，必然是事倍功半，效果很有限。
这就像洪水正在快速冲垮大坝，即使此时炸掉几艘大船阻止洪峰，也未必有效，却反而白白损失了几条大船。
政府把能用的王炸快速用掉了，以大规模行政方式干预自由市场，如果还不能换来上升的牛市，这将让市场更加丧失信心，股市有可能进一步下跌，甚至引起不良连锁反应，而政府却没有多余手段了。
政府以行政方式干预市场的行为，比如暂停IPO及继续上市审批等，是自由市场的倒退，损伤企业在股市融资的能力，恶化预备上市企业的前景；向市场大规模注入流动性，留下通货膨胀及其他流动性泛滥恶果的隐患，比如2008年的“四万亿”后果至今没有消化完毕。
既然高位救市很难，滥用救市手段又留下很多隐患，政府应该吸取过去及这次的救市教训，停止高位救市。就像阻止决口一样，要等大洪峰过后，水位下降，压力大减之后，再去堵住缺口。
目前情况下，不要再鼓励证券、基金等机构托市，更不要鼓励散户和企业救市，否则股价继续下跌，就会进一步连累金融机构、危害实体经济。国家队如果要救市，目前也应少浪费弹药，等空方势能大幅降低，再次组织更大力量全面反扑，以低成本买入股票，不仅可以更有效的托起股市，还可以多赚一笔。相反，高位救市、高价格买入股票，不仅救市难度很高，国家队还可能在前期做很多赔本生意。
二、股市大跌真的造成大危机吗？还原历史真相
有不少人以美国、日本的先例鼓吹股市泡沫破裂的危害，比如说1929年美国股市大跌引发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1989年日本股市大跌造成日本一蹶不振，因而鼓励政府赶快再次高位救市。
真相真的如此吗？如果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说明股市正好反应出了经济应有的危机，而不是股市大跌造成的危机。就像一个人高烧到42°，导致体温表爆炸了，难道能说体温表爆炸导致这个人病的很严重？
1929年的美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大分化，许多产业已经偏离了正确合理的发展状况，不是泡沫严重就是产能过剩；同时贫富差距危机也积累的越来越大，普通大众的购买力已经远跟不上产品的生产能力增长速度。这时候，无论有没有股市，必然有一场经济大危机，从而调整产业结构，告诉市场与政府要逆转贫富差距过大，从而带来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变。
1989年的日本股市危机，是因为日本经济已经快速发展到当时发达国家的最高状态，已经不能再依靠学习模仿欧美先行发达国家而快速发展了；同时，日本生育率在六七十年代已经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左右，从70年代中期又持续快速下滑，从而导致日本在90年代年轻人口快速减少、老龄化快速发展、年轻市场快速萎缩、创新后备力量快速削弱。
到80年代末，日本经济已经没有多大上上升空间了，而人口实力持续增长、创新能力依旧旺盛的美国及快速发展的其他亚洲国家，也纷纷挤压日本企业及经济的空间。这时候，结束日本在货币宽松之下的泡沫，转入经济停滞，则是必然的，有没有股市都如此！
现在的中国，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发展状态上来讲，如产能过剩、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不足等，仿佛是1929年之前的美国；从人口结构、人口变化趋势、低生育率老龄化来讲，又仿佛是1989年之前的日本。未来10~15年，中国大危机迫在眉睫！
对比美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中国需要两个大改革才能拯救未来——经济社会大改革与人口政策大转变——经济社会改革是解决中国近期经济发展的桎梏，人口政策大转变是挽救中国的大未来。
三、经济改革释放中国经济的近中期活力
作为从一个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过渡而来的国家，中国存在大量行政管制和国有垄断，这些无不都推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降低中国的经济自由、挤压民营经济活动，同时也必然提高民生成本。
移动、联通、电信垄断通讯，所以中国电话费高；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石油供给，所以中国油价高；地方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供应，所以中国房价高；政府掌握着大量高速公路，所以中国过路费高；国有银行体系垄断银行贷款，国企占有过多信贷资源，所以中国民间利率高……2008年垄断行业以占全国8%的员工却获得了全国工资总额的55%……全国人民都在供养行政管制和国有垄断并承受其压迫。
政府管控无处不在的增加国民经济成本、降低国民经济的效率。每一个政府管控，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紧箍咒”——阻碍国民创造财富的自由；每一个政府管控，就是一个“收费站”，吸取国民创造财富的成果；每一个政府管控，就是一个“寻租空间”，让国民拿着钱求政府办事；每一个政府管控，就是一个“腐败温床”，养活了无数“老虎”和“苍蝇”；每一个政府管控，就是一把架在国民脖子上的“刀”，让国民不断的向权力交钱买过路、买平安，因此国民赚钱“累”、“险”、“难”，导致“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国经济内在动力不足！
经济缺乏自由和法治，其结果是经济运行、财富分配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金钱和权力相结合攫取大量财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典型的例子如房地产，地方政府获取巨大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收入，相关房地产商获得巨大利润，普通民众却承受着高房价。
缺乏自由法治的环境，不仅仅带来财富的掠夺和巨大贫富差距，同时也严重抑制对自主创新、长期发展的投入。由于缺少自由，必然抑制创新与创新成果的实现，比如乔布斯就不可能在中国创立伟大的苹果公司；由于缺乏法治，人们对财富、对长期投入缺乏信心，“捞一把就走”的心态必然没有长期活力。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质是不断放权、不断放开国民创造财富的自由。作为从一个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中慢慢走出来的国家，中国人自由创造财富的枷锁仍然无处不在，它提高创造财富的成本、扼杀创造财富的机会与自由。
一个国家的财富，都是其国民创造的。要促使一个国家财富的繁荣增长，就必须创造出一个自由法治安全的财富创造环境，充分释放国民创造财富的活力与效率。把创造财富的自由与权利还给国民，国民就会自己创造财富。
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砍掉目前中国大量存在的过多行政管制、行政垄断、繁文缛节、沉重税赋等，它们就是纳税人供养的“卡脖子刀”、“收费站”，就是阻止国民创造财富的枷锁、压迫国民财富创造的沉重大山。到了今天，该废除的时候了，这样才是释放中国经济的近中期活力。
四、民生还债修复中国经济的社会基础
经济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循环，经济循环的媒介就是货币或可以变现为货币的财富。如果财富分配非常不公正，贫富差距巨大，多数人口缺乏购买力，那么经济循环就会受到严重阻碍，潜在的生产力潜能得不到释放，甚至导致经济危机或经济停滞。如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一样，就是典型。
但可惜的是，中国一直持续低工资、低社会保障，使许多民众缺乏购买力又不敢消费；同时又高房价、高物价，严重透支民众的消费购买力。为了给GDP“打鸡血”，又通过不断的投资创造GDP，在缺乏民众购买力的情况下，形成大量的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国内消费不足，出口大于进口，外汇储备增加，货币投放随之增长），又加剧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和国内外经济失衡！
低收入、低保障会带来低消费和低级消费，低消费和低级消费必然带来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企业竞争和生存压力巨大、利润微薄、产业升级困难、大学生等就业难、员工彼此过度竞争及低收入压力大、企业及经济发展脆弱！所以，中国的低工资、低保障不是经济竞争力，而是“饮鸩止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