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翔案的开庭，让我们再次将视线聚集在了“金融家”这份耀眼又高危的职业。
古印第安人谚语有云，“别走得太快，等一等灵魂”。金融是社会食物链的最顶端，它的本质是社会资源的再配置，所以地位和影响至关重要。
首先，中国金融家和国外金融家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放眼四望，巴菲特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金融家。巴菲特如日中天的国际声誉始于2006年他宣布向社会捐出99%的资产，此后他又几次捐出高达数十亿的款额，而中国的金融家大多喜欢闷声发大财，他们一不肯露面，二不敢大规模慈善，这就是中国金融家和国外金融家最大的区别。
回想自1990年上海、深圳证交所成立开始，新中国资本市场已走过26个年头，26年来风雨飘摇，出现了无数英雄人物、跌宕故事，在制度不完善时代，无数人因金融一夜暴富，也有无数人锒铛入狱。
在中国，玩金融当属最高风险的行业。自古至今，很多在中国从事金融的枭雄都没有得到善终。大起大落是中国这些金融家难以逃脱的命运，而在国外，却出现了很多光耀数百年的金融家族，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等等，更是出现了像巴菲特这样的传奇人物，集慈善家、富豪于一身，这些金融家的得到社会认可并得以延续。
那么，这其中究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细数中国历史上的金融家命运
伍秉鉴
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伍秉鉴包庇外商走私鸦片，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由于多和洋人接触，被当时民众之为汉奸。
乔致庸
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原型。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人称他为“亮财主”。他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在其经营下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
他又了现代金融的理想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清政府设户部银行始。各种对战争的捐助，也政治时局变化，也让乔致庸多次入狱。时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乔氏在包头的复字号商业，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皆由包头商号垫支，摊派极重，乔氏复字号因此损失粮食五万石，现洋150万元，元气大伤。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乔氏复字号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
胡雪岩
由他诞生了一个名词,”红顶商人”。 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
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试图垄断江浙生丝生意出口从而激怒洋商，生丝销不动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余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另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
导致胡雪岩资金链断裂的，还有号称“洞庭山帮”的席正甫。此人是清朝金融买办的缔造者，他为汇丰银行工作。胡雪岩陷入的是国外金融资本势力和国内金融买办势力的内外夹击，其失败在战略上早已无可挽回。
金融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资源的再配置，玩到最后必然会涉及到各方利益关系，其风险都会在无形中加倍放大，犹如在高空中走钢丝绳，再来盘点一下中国那些大起大落的金融家们……
二、在监狱里的中国顶尖金融奇才
金融市场之父——管金生
管金生是1995年国债事件的主要操纵者。
在巴林银行的交易员尼古拉斯．里森成为新加坡交易所日经指数期货市场的入场交易者之前，管金生就已经主导了中国的高级金融市场，特别是当时中国交易量最大的金融市场--国债期货市场。据一位以前在万国证券负责纪录管金生所下达交易指令的执行情况的人士称，管金生的交易量有时候能占到整个市场成交量的75%。管金生并不是生活很奢侈的人，也不是不想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发展。
据称，在1995年2月23日的下午，管金生对期货市场的主导演变成了滥用职权。万国在收市前的8分钟疯狂抛售，导致债券期货市场崩盘，对此没有人提出疑问。据说当日成交量达到了人民币8,500亿元，为正常水平的85倍。据新华社报道，万国试图回补亏损的头寸，“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并打击了这个“尚不能很好应对投机行为”的系统。中国证监会认定，没有严格监管的期货市场将会变得非常危险，此类事件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次疯狂抛售导致的损失约为100亿美元，波及面如此之广，以至于中国的监管机构下令将在这8分钟内完成的交易全部取消。如此一来，管金生就成了最大的亏损户，公司面临破产。政府几乎立刻就禁止进行“试验性”的债券期货业务，然后将注意力转向管金生。搅乱欺骗市场被广泛认为是管金生的主要罪行。然而，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判处管金生17年徒刑，罪名是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开张前的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总额高达人民币269万元。
德隆帝国掌门人——唐万新
唐万新生于1964年，曾两次考入大学，但因故都未能顺利毕业。无奈之下就在乌鲁木齐与几个朋友一起做小生意，最初在学校里卖盒饭，之后搞彩色摄影冲印，赚了一笔钱。然后折腾过服装批发、挂面厂、化肥厂等小型实业，还在1988年承包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委下属的新产品技术开发部，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到1990年，不仅将之前攒的钱全赔掉，还背上50万元债务。1991年，唐万新开始做电脑生意，一度是新疆最大的配件供应商，据说光四通打印机就卖出2万台，把钱又赚回来了。看到赚钱容易，时任中学教师的大哥唐万里也加入进来，唐氏兄弟正式联手。1992年，唐氏兄弟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日后将响彻中国资本市场的德隆呱呱坠地。
2003年，德隆的雪球达到顶点，成为中国拥有上市公司最多，市值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而且三架马车的速度丝毫未降，势头凶猛，唐万新本人也春风得意，一度当选中国工商联副主席，大有红顶资本家之势。
2003年7月，中国证券市场“啤酒花（600090）”、“南方证券”、“青海信托”等一连串危机事件爆发后仅一个月，全国范围内就有十几家银行对德隆开始“只收不贷”，所谓害德隆之心未必有，但防唐万新之心不可无。这一下子就掐断了德隆本来已经脆弱到极点的资本循环。2004年，情急之下的唐万新错上加错，饮鸩止渴，竟然抛售流通股套现，结果市场越抛越紧张，直到4月13日，合金投资跌停。4月14日，德隆“老三股”全线跌停，几周之内，不可一世的德隆仅流通市值就损失达上百亿元，自此一发不可收拾。6月，调查组进驻，唐万新出逃，但未能逃掉。2006年，法院以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之罪，判处唐万新入狱8年，罚金40万元。44岁的唐万新又在狱中开启了他考古的新生，12岁的德隆则永远地关上了它的生命之门。
如果只有一人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资本枭雄，唐万新一定是呼声最高的，因为他的德隆案至今仍保持着中国最大的金融黑洞纪录。至于德隆案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能排到多少名，目前没人研究。
三、致中国未来的金融家
巴菲特的成功，源于他从1957年成立“巴菲特投资俱乐部”开始，几乎没有明显的败绩。半个多世纪的耐力跑时刻处于领先，是造就巴菲特社会声望的第一砝码。相较而言，中国金融家中尚未出现国际级的马拉松选手。
除了耐力差，社会公益度的不足则是中国金融界声望普遍较低的重要原因。美国社会的吊诡之处是：越能捐的人，越能赚到钱。向美国富豪学习，把握“舍”与“得”之间的平衡营销，是提升中国金融家社会声望的必经之路。巴菲特的民意支持率高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始终在呼吁和践行最富有的美国人应当缴纳更多所得税、为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做出贡献。
巴菲特曾在《纽约时报》撰写题为《停止宠爱超级富豪》的文章更是让世人称道。他说，那些贫穷和中产阶级美国人在阿富汗为国家作战，大多数美国人在窘迫度日，而像他这样的富豪却仍在享受特别减税优惠。
一个最振奋人心的事实是，国民财富的飞速积累，让中国金融业的增长空间不可限量。所以，再次套用那句话，行业声誉的革命尚未完成，金融家们仍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