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剂效应是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却因“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安慰剂效应》的作者莉萨·兰金作为一名医生，她发现安慰剂效应在医学中无处不在，而自己所受的医学训练似乎缺少了最关键的东西：了解到身体有天然的自我修复力，我们可以通过心理的力量来操控这些自愈机制，让安慰剂效应发扬光大。 她用大量科学数据证实了孤独、悲观、抑郁、恐惧、焦虑等情绪会伤害身体，而亲密关系、感恩、静坐冥想、性生活和真实的自我表达则会启动身体的自愈机制，进而发挥安慰剂效应的优势。
如同每一位科学家那样，关于安慰剂效应，我早有耳闻。虚假治疗，例如糖药片、生理盐水注射和假手术，在现代临床试验中通常被用来检测某种药物、手术或治疗是否真实有效。安慰剂的英文单词“Placebo”来源于拉丁文“我会感到愉悦”，早期在医学术语中出现意为保守治疗，通常用于神经症患者的心理抚慰。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医生们虽然开具处方对患者进行治疗，然而并没有任何临床数据能够证明这些治疗具有真正的疗效。没有任何人对医生的处方提出质疑，也没有人进行实际研究以证明处方中是否具有任何有效的成分。医生只是把一些补药混合起来，对患者进行治疗，然后总有一部分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转。再不然就是医生在患者身体上进行手术，病人的病情要么缓解，要么没有。
直到19世纪末，采用安慰剂的想法才开始出现于临床研究中。195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亨利·比彻医生的研讨文章“有效的安慰剂”。文章指出，如果对病人采取药物治疗，很多患者的病情都会明显好转；但如果仅采用纯盐水或非药用成分进行治疗，约有1/3的患者仍会被治愈，这种疗效不仅仅表现在心理上，在生理上同样如此，这是可以通过身体机能得到证明的。转瞬间，“安慰剂”的概念成了当代药物学的主流，并由此诞生了现代临床试验研究。目前，成功的医学研究必须能够证明该药物或手术在临床中的疗效明显优于安慰剂的疗效。只有当一种药物或手术能证明其疗效比安慰剂更强时，方能视作具有真实的疗效。否则，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不会批准该药物的申请，人们对该种手术也会兴趣大减，而这种治疗方法也会如同摩斯利医生的手术那样被视作无效。不能表现出优于安慰剂疗效的治疗方法被认为违背了医药学的循证原则，这也是区分神医和庸医的直接依据。
它使我不断思考，安慰剂效应究竟是什么？直到我开始自己的研究，我都没能终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都知道，在临床中，仅仅采用糖药片对患者进行治疗都能使其病情缓解，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当我在寻找心理能够影响生理的证据时，我意识到我找到了安慰剂效应的起源。如果临床中相当一部分患者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得到了有效治疗就能够使病情得到好转，那么他们的身体能够产生这样的反应就是由他们的心理力量触发的。这种认知让我陷入了混乱。
回到前文中提到的医学杂志，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相信身体得到有效治疗的念头已经足够使生理病症产生切实的缓解。我发现近半数的哮喘病人能够通过假的吸入器或针灸治疗使病情减轻，约四成的头痛患者在服用安慰剂后能够缓解病症，约一半的结肠炎患者在进行安慰性疗法后病情好转，安慰剂能够使大多数的溃疡患者减轻疼痛。假针灸能够为近五成的病人缓解潮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的针灸仅对1/4的患者有效。此外，多达四成的不孕患者在服用“安慰剂”助孕药后成功怀孕。事实上，与吗啡相比，安慰剂对于镇痛几乎同样有效。许多研究表明，患者在服用抗抑郁剂后产生的几乎全部愉悦反应均可归功于安慰剂效应。
并非只有口服或注射的安慰性药物令人好奇药物何时开始缓解病症，摩斯利医生的膝盖手术研究已经证明，假手术也许更为有效。在过去，乳房内动脉结扎被认为是心绞痛的标准疗法，其基本思路为，如果阻断了动脉内的血液流动，更多血液将流往心脏，从而缓解因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病症。数十年来，外科医生们一直这样进行手术，几乎所有患者的病情在治疗后都得到了好转。
但这种病情的好转真的与乳房内动脉结扎有关吗？还是说病情的好转其实是由于患者认为手术有效，从而使身体对这种想法产生了应激性反应呢？
为了究其原因，在一项研究中，心绞痛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患者接受治疗；另一组患者仅接受胸部开创，而并未进行乳房内动脉结扎。让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有71%接受假手术的患者病情明显好转，而在真正接受乳房内动脉结扎治疗的对照组中，这一数据仅为67%。目前乳房内动脉结扎不再用于临床，而仅仅存在于医学史中。
上述我所收集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我不得不怀疑，如果排除了那些临床试验中减弱安慰剂效应的因素，这些数据可能更加触目惊心。如果研究人员认为安慰剂效应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积极因素，也许我们会在临床试验中看到更高的百分比，然而大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如此。相反，临床试验的组织者和医学研究人员原注：这些人员通常受聘于医药公司。在否定安慰剂效应的道路上乐此不疲。毕竟，一种药品需要使患者获得优于安慰剂对照组的药效方才能被批准投放市场。为了筛选出那些具有“极度安慰剂反应”的药品，临床试验对象均服用惰性药剂作为对比，只要有人获得了明显疗效，该药品当即被从研究中剔除，就这样，许多随机、双盲、具有明显安慰剂性质的药品被当作“失败品”而提前出局。
因此，如果大部分新药的研究人员没有与大型医药公司串通，在临床试验中我们会看到更高比例的安慰剂反应比例。
在我考虑安慰剂效应时，我发现自己产生了这样的疑虑：若我是一个临床试验的患者，我拿不准自己是否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毕竟，我是一名医生，且在临床试验中，我是一名研究人员。我自认是个明白人，所以我认为自己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否正在接受真正的治疗。如果我怀疑自己服用的是安慰剂，那么它应该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帮助，难道不是吗？
这使我开始思考：是否有特定类型的患者比其他人更易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是否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客观上存在能够描述患者对安慰剂响应情况的经典模型？是否有些性格特点或智力因素可以预示哪些人在接受安慰剂治疗时能够获得更显著的疗效？是否高智商人群对安慰剂的响应率更低？是否有些人更容易上当受骗？
科学家们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最初假定能够对安慰剂产生明显反应的患者为低智商人群或更加容易“神经过敏”的人群，但接着他们就发现，只要条件适合，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我们都是易受影响的，即使你的身份是医生或科学家。事实上，某些研究表明，高智商人群甚至更易对安慰剂产生反应。
我把这一结果当作喜讯，其原因在于，若积极的信念能够治愈身体的创伤，每个人就拥有了同等的机会从中受益。并不仅仅只有易上当的人们是这样，机智的人同样如此。
随着研究的继续，我已经不十分清楚我到底在研究什么。很明显，我所收集的证据看上去很可信。当患者———不仅是那些易上当的人，而是所有患者———相信他们能够好转，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体验到了明显的病情改善。
但这并不能完全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可以做出如下论断：症状的缓解仅仅存在于你的脑海中。毕竟，如果不是思维感知，那么什么是痛苦？如果不是一种心理状态，那么什么是抑郁？即使对于某些确定的病症，如哮喘和结肠炎，你也可能会察觉到自己能够呼吸更顺畅或认为你的肠胃不适有所减轻。也许你的内心感受已经改变，但身体上并未产生任何可测的生理反应，也许那仅仅是你认为如此，这已经足够使你感觉好转。
若心理力量确实能够治愈身体，一定会有某些途径能够证明身体确实产生了反应，并不只是症状的减轻，而是通过生理可测的方法，并能够进行科学的研究。因此，我的下一阶段研究任务是探寻足够的证据证明安慰剂效应并不仅存在于脑海，而是能够切实改变身体的生理状态。
已发表的受安慰剂影响的临床试验成百上千，想在其中找到一个确切的结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主要是因为在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研究中，那些病症，如头痛、背痛、抑郁和性欲减退等都难以定量分析。当患者感受到上述病症的好转时，不得不说，他们的主观性太强了，并没有客观的测试证明这些结果的正确性。
但最终我还是找到了证据来证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身体会对安慰剂产生响应，从而产生切实的生理变化。当患者接受了安慰剂治疗，一系列变化产生了：血压降低，病疣消失，溃疡治愈，胃酸改善，结肠炎症消失，胆固醇下降，经过牙科处理后下颚肌肉放松且肿胀减弱，帕金森氏综合征患者的脑部多巴胺指标上升，白细胞活动增加，脑部病痛患者的病灶区域可以通过成像手段观测到明显的好转。
这些发现让我确信，安慰剂并不是仅仅改变了人的感官，它们同时改变了机体的生化系统，使得整个研究变得越发有趣。尽管安慰剂引起的生理变化并不仅是积极信念的结果，但安慰剂效应无疑证明了心身的联系，说明人体具有天生的自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