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汪绂，生于康熙乾隆年间，为有清一代旷世鸿儒，“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尤以宋代五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之学为依归，体勘精密，臻至神明，煌煌之著达36种200余卷之多。后人对其倍加推崇，称其为“朱子后一人无疑”。
成就如此之高，令人如仰泰山北斗。然其起点之低、路径之艰，却令人唏嘘感叹、敬服不已。
史载，汪绂一生没有上过一天学，“少禀母教，八岁，四子书、五经悉成诵。自力于学，未尝从师。”他也没有相互切磋的朋友，终生蛰居山乡，以教书安身，以格物立命，孜孜求索，潜心学问，遁迹斗室，专务躬行，遂有天地洞开、大器功成之日。
他的每一天都是贫困的，“十日未尝一饱”，不得已背井离乡为景德镇瓷窑佣工画碗，其所画山水、人物、花鸟等，皆精细微妙，栩栩如生，显示出过人的艺术天赋，上上下下赞不绝口。但画工毕竟非其所志，他最终选择离开，漂泊四方。今天乐平，明天上饶，后天永丰。食则乞讨，宿则荒庙。雪上加霜的是他又得了重病，粗如水桶的两条腿恶臭难闻，路人避之唯恐不及，皆认为这是个不知何时就会倒地毙命的待死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挨到明日，故叹曰：“抱病于接竹，绝粮于万年，几顿于永丰，自以为无复生理。”
汪绂不以为苦，更没有凄凄惨惨戚戚，而是“或数日无米，处之怡然”。因为他所志甚远、所恃甚大，心中永远有光明，故而，能怡然平和、安之若素。其妻江氏这样说他：“三十年，未尝见一怒言、一怒色也。”汪绂把书室取名为“松竹草堂”，以松之顶天立地、刚直不屈，竹之坚韧不拔、矢志不渝自励。他心无旁骛，一意在心灵的世界里修炼，哪怕在最为困厄的日子里，也永不止步。
汪绂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毫厘必析，由不欺以至于至诚”，将自己三十岁前呕心沥血、孜孜所著的十余万字全部烧掉。此后，一笔绝不轻落，字字俱是心血，凝神求索，力追前哲。在学问上的困知勉行，终让他尽悉为学之要。他说，不论学习什么，都不能不抓住它的本质与核心。而这个关键的东西只有在“博”的基础上返“约”才能准确地把握，“须从学得多后，乃能拣择出紧要处。”比如读诗，没有抑扬顿挫、充满激情地吟唱很难窥其妙处，而倘能在诗的字句上吟之咏之、用心体味，则诗的意趣自会出来。比如周礼，如果单看其字面，也许只能记住它的条文，但若想见其精神、尽览其宏大的气象和法度，必须体会周公之心，才能于字里行间看到其中的大仁与大智，是多么的情、理、法兼顾。汪绂感叹说，读《春秋》倘若只读其文，而不知其背后的深意，那即使你倒背如流，也仍然没有找到登堂入室的门径，“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
广汲博取，深耕细作，不吝汗水，生死与之，汪绂终于收获丰硕果实。他一生著有《易经诠义》《尚书诠义》《诗经诠义》《春秋集传》《礼记章句》等书，洋洋洒洒，可与身齐，特别是倾注巨大心血的扛鼎之作《理学逢源》，积二十余年之功才得以完成。
由于耻于自炫，其所有文字皆深藏不露，生前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皇帝专门下诏，征集天下之著，以修《四库全书》，奉命来徽州主考的学使朱筠看了弟子余元遴所献的汪绂遗著后，击节赞赏，说他学问之精纯已经与古人不相上下，力荐他的《理学逢源》《医林纂要》等30部共195卷入选《四库全书》。故此，汪绂著述得以广播天下、传于后世。礼部侍郎督学嵩寿亦由衷地赞叹曰：“是当焚香煮茗读之。”道光八年（1828年），汪绂作为卓有成就的“先儒”，配享婺源紫阳书院内的朱子庙。一代又一代的衣钵弟子不绝如缕来到他的墓前，满怀敬意地拜祭这位儒学大师，成为文化史上一道灿烂别致的风景。
礁石常常是隐在水下的，而当它举起的灯塔亮彻天地时，人们会惊叹于它的坚实与伟大。汪绂正是这样的礁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