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投资：验证2019是极其困难的一年，目标直指1664，希望不被言中 [复制链接]

建议适当放宽养老金投入股市规模不得高于30%的比例限制，加快各省市养老金通过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约的形式投资股市的速度。在考核养老金收益时，应重点以中长期、绝对收益为考核重点，为股票市场引入稳定的中长期资金来源。此外，建议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试点基金行业由短期业绩排名向长期绝对业绩考核转变，扭转基金行业的短期化行为趋势，逐渐形成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4、完善交易制度设计。1)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停牌行为。上市公司随意停牌、长期停牌严重影响了股票的流动性，对投资人的知情权、交易权造成伤害，是A股面临的重要问题。当前，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相关问题，并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加强监管等方式加以解决。

强化监管，重在执行，对于长期无明确理由停牌，或停牌理由较为含混的上市企业，交易所可以强制复牌。对于重大资产重组或资产重整，适当缩短停牌时限，且不应以交易复杂，涉及相关方多等一般性理由随意延长停牌时间。当市场出现明显异常，流动性坍缩时，交易所应果断处理，暂停企业的停牌申请，保障市场功能的正常运转。

2)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随着电子化，无纸化交易时代的来临，印花税的征税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继续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合理性下降。历史上，印花税税率调整被赋予调控市场的职能，但无法改变股票市场整体走势，反而加剧短期波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已经先后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

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有两方面优点：一方面，从2018年数据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一般预算收入中占比仅0.5%，取消之后对财政压力不大。另一方面，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强投资者信心和资本市场活力，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5、完善法律体系，加强投资者保护。当前《证券法》对于许多违法行为的处罚上限为60万元。《刑法》对于泄露内幕信息的最高刑期为10年，但实际量刑一般在3-5年。与发达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的相关法律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偏轻，难以有效保护投资者。此外，随着市场不断发展，现行证券法还存在无法适应市场新情况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修订加以解决。

建议加快《证券法》的修订，显著降低证券发行等领域的管制，同时加强执法，提高对证券违法犯罪的惩罚力度，增强监管震慑力。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水平。在刑事责任方面，对于情节严重的证券犯罪行为，应当适当提升量刑标准，有力打击扰乱市场秩序，操纵价格，违规造假等行为，不断改善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制环境。

　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然而由于抵押品数量难以满足银行信贷要求，且缺乏政府“隐性担保”，民营企业在信贷领域融资难问题突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5-2017年，样本中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数量之比从63%快速下降至仅15%。信贷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明显。与此同时，在金融严监管背景下，民营企业依赖的非标融资大幅收缩，样本企业非标融资占民企融资总额的比例从43%下降至15%，而银行信贷增量无法对冲非标融资收缩，导致民企融资总规模下降。传统贷款受限，非标融资收紧使得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

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质较好或有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和完善的公司治理，能够获得资本市场认可。因此，资本市场是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重要途径。截至2018年底，A股沪深两市共有3580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民营上市公司有2298家，占比64%。从融资情况看，2014年-2018年，A股市场共有1118家公司IPO，累计募资净额6867.6亿元，其中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民营企业共有968家，累计募资净额4335.7亿元，分别占比86.6%和63.1%。资本市场已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

高质量发展阶段离不开创新。近年来以互联网经济、高科技医疗服务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这类企业通常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难以获得银行体系融资。资本市场则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

许多重要的高科技企业，如BAT，京东、小米等均是通过IPO融资获得了企业发展的重要助力。不过，由于股权结构、监管规则等方面的原因，这些企业未能登陆国内A股市场，使得国内投资者失去了直接分享这些企业发展红利的机会。这从侧面更加凸显出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吸引境内优秀企业上市融资的重要意义。

　在新经济企业初创阶段，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则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近年来，以PE、VC为代表的风险投资行业快速发展，为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2018年我国PE、VC投资总规模达1.17万亿元，同比增幅达72%。从行业投向看，与银行信贷偏向传统领域不同，PE、VC投资明显偏向信息技术、新零售、新能源汽车、医疗保健等高科技、高技术制造业等领域。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以及信息科技咨询等行业的资金占比分别高达17.5%和15.7%，在所有子行业中占据前两名。这些高技术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为高风险偏好资金提供了高额收益，二者相互促进，造就了我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领域的优势地位，中国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量在全球仅次于美国，与资本市场的支持密切相关。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而金融风险则是其中重要内容。2018年，A股持续下跌，大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大面积暴露，并与股票价格下跌形成负反馈循环。股权质押的参与者大多为民营企业，且部分企业股权质押比例较大，一旦触及平仓线并触发强制平仓，企业控制权将发生转移，因此股权质押风险暴露对市场信心和流动性均造成一定冲击。

2018年全年，A股参与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多达1984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55%，其中民企1666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46%，占上市民企数量的72.5%，表明市场中大多数民企都已经参与到股权质押业务中，因此风险一旦暴露，影响面将会较大。

　股权质押风险暴露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上市公司股东风险偏好过高，操作风格激进，利用股票质押融资增持股份或用于与公司主业无关的业务，因此一旦股价下跌并触及平仓线，便会遭遇流动性危机。但也有部分民营企业参与股权质押是因为正常渠道融资受阻。

在严监管的背景下，非标融资收缩、定向增发受阻，债券融资则因为民营企业违约事件频发而成本高企，银行风险偏好降低，对民营企业贷款较为谨慎。相比之下，2018年3月上交所发布《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之前，股权质押融资相对便利，且资金用途没有严格限制，因此受到上市公司的青睐。

化解股权质押业务风险，要对暂时有困难，但发展前景好的企业给予流动性救助，通过股权、债权、混合等多种方式纾困。近期交易所发布了《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事项的通知》，优化了违约合约展期安排，放宽了单票机构集中度、质押比例上限、质押率上限等限制。对化解股票质押风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更重要的是要恢复股票市场的活力，引入资金源头活水，繁荣市场，从根本上化解股权质押危机。当前，我国A股市场估值处于相对低位，风险已经得到一定释放。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重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人气，增强市场韧性，使资本市场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