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认识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人类探索自然的科学活动中所必需的精神气质，不少学者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精神，将其视为西方的专利。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以下试以中医学为例略作剖析。
愚意以为，中西方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科学规范，中医与西医在基础理论、思维方式、学术术语等方面大相径庭，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各自所处的文化母土及其特征，但如果以西医为标准而指责中医不科学甚至伪科学，这是有失偏颇的。
科学是一种认识自然、探索、追求真理的活动，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医疗保健领域内追求真理的结晶，如果超越具体的学科内容，从哲学层面来俯瞰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中华医学中同样闪烁着科学精神的光芒。
科学精神主要包括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探索、怀疑、求真等精神气质。《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开山之作，且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书中就贯穿了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探索、求真精神。作者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和构成万物的始基元素，《素问》的《宝命全形》《五常政大论》等篇中说：“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月有小大，日有短长，万物并至，不可胜量”；“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生长、四时的转换，皆为“气”之变化，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多样统一性。
作者在大量的实际观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基础上，认识到万物变化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书中将其概括为“阴”和“阳”。《素问》中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万事万物最终可分为阴阳二类，阴阳之气随着春夏秋冬交替变换，发生上下升降的交感而支配着万事万物的变化。疾病的康复必须顺应客观规律，人不能妄而代之；四时节气的转换，人亦不能违反，正所谓“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必养必和，待其来复”（《素问·五常政大论》）。作者在《素问》的《天元纪》《阴阳应象》《四气调神》以及《灵枢·终始》等多篇中都反复强调了无视规律、肆意妄为的恶果：“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可以说，这种尊重规律的理性精神是《内经》的理论基石。
可贵的是，作者既认识到自然规律不可违逆，又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可以认识和掌握规律。《素问·天元纪》说：“至数之机，追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在作者看来，规律是事物之中的纲要，具有普遍性，如能认识和掌握规律，就能透过变化多端的事物，触类旁通，以小知大，以少知多，见微知著，探究无限多样的世界：“宣明大道，通于无穷，究于无极也。”（《素问·气交变》）这种认识和掌握规律的信心贯穿全书，彰显出作者对于世界的统一性、简化性的坚信以及试图通过简化方式来统御世界的企图，而这也正是爱因斯坦所推崇的科学家进行探索活动的“积极的动机”。我们看到，正是在这种理性精神和探索精神的指引下，《内经》的作者努力探索人体生命之奥秘和治疗疾病的规律，为后世留下了这一历经数千年沧桑而不朽的千古奇书。
“究于无极”等理性精神引领作者与鬼神迷信划清了界限。《素问》中“道无鬼神，独来独往”“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等话语，都透露出作者不为鬼神所惑的理性态度。书中所说的“神”是指自然界的变化及其奇妙的作用。《素问·天元纪》说：“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这就是说，阴阳的对立统一和相互作用是世界上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因，而“神明”就寓于其中。这里所说的“神明”，是指阴阳二气运动并相互作用而化生万物的神奇功能，以此来说明世界运动变化的动因和源泉，从而排除了神灵主宰世界的可能性。
《内经》不仅饱含深刻的哲理，而且从临床实践中总结提升出诸多治病救人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因此，它既不是一味地空谈哲理，又避免了仅从自然科学的观念出发而“见物不见人”、将人文精神排除于外的弊端。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医书，《内经》的实证精神、求索精神体现为对患者“审证求因”的深切人文关怀。
作者从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及其相互联系这样的巨系统来考察疾病，从内外多个方面探求致病原因。致病的外因包括：自然界的风、寒、热、湿、燥、火等六种气太过或不及或非其时而生的情况（“六淫”），人的喜、怒、忧、恩、悲、恐、惊等情志过度（“七情”）以及人的饮食不慎、过度劳伤等，疾病与季节、地理条件亦存在特殊的联系。同时，作者又注意到人的主观差异与疾病的联系。由于不同个体各自的差异，即使处于相似的外部环境，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的性质、轻重又会各不相同。
面对人体这一如此复杂的子系统，作者十分慎重，《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告诫说，治病必须懂得天道和地理，阴阳的相胜，气候的先后，人的寿夭，生化的时间，然后才可知道人体内外形气的病变。因此，仅依赖一种诊法不能准确反映疾病的本来面目，必须通过更多诊法全面地获取资料：“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即对患者机体的上下表里进行仔细检查，相互对照比较，以寻求其不正常的症状，才能作出正确诊断。还需要要了解疾病的来龙去脉，询查患者的生活环境、人生境遇以及与之相关的情绪变化，全面、细致地掌握病情及其变化。面对千差万别的个体，不仅要给予及时的治疗，更要“同病异治”。可谓探微索隐、体贴入微。
在历代医家的实践活动中亦洋溢着实证精神和探索求真的科学精神。晋代兼高道、医家于一身的葛洪等人就是典型代表。葛洪在医学、药物学等领域卓有建树。他从实践中收集大量救急方并筛选而撰成《肘后备急方》这一极为实用的医学常备急救书籍，观察和记载了结核病、狂犬病等疾病的原因、症状，还发明以疯狗之脑敷病人伤口的方法，堪称免疫学的先驱。葛洪在世界医学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天花等传染病，还记载了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消毒等。他提出“水渍青蒿，绞汁尽服”以抗治疟疾的方剂更是穿越时空，拯救了古今中外无数芸芸众生，成为当代中国人获取诺贝尔奖的智慧源泉。
中医学一方面继承前贤，同时又在不断怀疑和创新中前进，怀疑创新正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
例如，元代医家朱震亨就提出了“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的观点。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当时通行的宋代所制定《合剂局方》之不足，为了弥补其缺陷，解决医疗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他“渡浙河，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寻访名师，进而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等医家的医理加以运用和完善，博采众家之长，宗古而不泥古，创立新说，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等学术观点，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开创了内伤杂病治疗的新局面，与刘、张、李三人同列为金元四大家。
同样，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亦是质疑古代医书中存在的谬误，从而发愤去谬求真，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对本草学进行全面的整理总结，撰著出《本草纲目》这一闻名世界之药物学巨著。
在历代医家中，清代名医王清任身上彰显出的科学精神更是令人瞩目。他有感于“医道无全人”的重要原因在于不明脏腑，“因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从而导致“病情与脏腑绝不相符”的弊病（王清任《医林改错》自序）。为了寻求真理，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封建礼教，亲临坟场、刑场翻查遗骸，细致求证，修改被奉为医学圣典的《黄帝内经》中关于人体解剖的自相矛盾之处，重新绘制人体解剖图谱25幅，总结60种气虚证、50种血虚证、33个治瘀方，并形成了活血化瘀法临床应用的完整体系。为了弄清人体的隔膜位置，他甚至留心40年之久，最后得闻于屠夫之口，才将历时42年的《医林改错》刊行。这种勇于实践的实证精神，尊古而不泥古的怀疑、改错精神，不耻下问、40年磨一剑的严谨态度，实在令人肃然起敬！王清任虽未理解中医的脏腑是功能系统性的五行，而并非完全是实质的脏腑，故书中存在一些错误，甚至被人讥为“越改越错”。但他在中医解剖学、方剂学、内科学上的贡献仍为不少医家肯定，特别是他的探索、怀疑、求真、实证精神，更是集中地展现了中医先贤的科学精神，值得后人推崇和学习！
中医学传统中蕴含的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探索、怀疑、求真等精神气质不仅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相通，而且，其所特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更注重自然与人的协调统一、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结合。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下，努力发挥中医学的优长并将其与现代科学特别是与现代医学进行互补与整合，建立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的21世纪新医学，正在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要完成这一宏愿，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搭建融通中西的桥梁。因此，发掘和弘扬中医先贤的科学精神，既有助于接引、融会西方科学精神，又可能防止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偏颇；不仅能为当代医学工作者提供综合创新的启示，更可为广大科学工作者提供探索真理的精神动力，让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