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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天皇近代日本宣传军队绝对忠于天皇，是天皇的忠诚壁垒，但1878年的竹桥事件，直接推翻了此说法。竹桥事件使明治元老意识到了军队问题的严重，他们遂致力于将军队脱离政治，努力将其塑造成只听命于天皇的绝对中立势力。这就是近代日本热衷侵略的根源之一——统帅权独立的直接来源。一、军政一元化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各方面开始学习西方，军制上，陆军学习法国，仿照法国部队编制，此时军政、军令一元化，统一由政府下的陆军省管理。因为此时的明治政府鉴于几百年的武家政局，生怕武士（或称军人）再来“下克上”，所以他们竭力阻碍军人介入政权。 日本武士明治政府的内大臣岩仓具视是反对军人介入政治的代表。因为岩仓旅过欧，他见到列强的军队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下，所以极力主张军人不得干预政治。在岩仓支持下，明治政府的喉舌、御用文人福地源一郎在《日日新闻》上写了社论：“不干预政治乃是陆海军人之本分，不怀念政治思想乃军人之大义。吾国军人政治，上下七百年，以至于维新之后，数度蒙受其祸害。”这段话要放到昭和前期，福地源一郎一定得上暗杀名单。但放在刚维新后和19世纪70年代前期的日本，福地成了社会偶像，受到一致好评。 岩仓具视二、叛乱的刺激到了1874年，日本爆发了佐贺之乱。其实佐贺之乱发生的原因很简单，1872年，日本进行了废藩置县改革，这引发了旧势力的反对，因为废藩置县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现有封地，封建藩国制将变为政府的流官，而伴随废藩置县，旧武士坐而食禄的权利也即将消失。1873年，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明治政府内产生冲突，以西乡隆盛、江藤新平为代表主张无脑侵韩，但岩仓、大久保利通等人主张发展经济。结果大久保、岩仓联合天皇的宫内近臣发动了明治六年政变，将主张无脑侵韩的西乡、江藤等600人踢出政局。 西乡隆盛江藤1873年12月回到老家佐贺，回去之后，越想越气，终于组织起了征韩党和忧国党，专门鼓吹侵朝，抨击政府软弱。1874年2月1日，以江藤为首，以佐贺为基地，2000名士族掀起叛乱，16日攻占了佐贺县政府，明治政府军18日才镇压了叛乱。乍看起来短短18天的叛乱被轻易镇压了，但明治元老可不这么想。他们的关注点就是2000人叛乱，政府没在第一时间镇压，而是到了县政府沦陷后才出兵，这就是政府的失策。所以必须要改变政军一体化的弊端，将军事交给专门的军事人员。 江藤新平三、竹桥事件1874年2月，鉴于镇压佐贺之乱的失策，在明治元老策划下，在陆军省下设置参谋局负责军令问题，这个参谋局名为陆军下设机关，但实际是“外局”，即不和陆军省一个办公楼，它有独立的单位机关。这就给军权独立埋下了伏笔。但军权还是被牢牢掌握在文官手中。好巧不巧，1877年又发生了明治维新戊辰战争后最大的内战——西南战争。叛乱的借口还是老一套。政府不侵朝，且明治政府公布了秩禄处分，即赎买武士坐而食禄的特权，发给他们基金，让他们自谋生计。但武士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干，结果基金被资本家套去，武士面临饿死的局面。 这次叛乱的头目是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这次叛乱持续了7个月，叛乱范围几乎波及全九州。西南战争中，负责镇压的最高指挥官依旧是文官，武官属于辅佐地位，大致可以理解为宋代军制模式。但文官指挥混乱，只因西乡的复古叛乱不得民心，最后经过几番周折，政府才算勉强镇压。西南战争结束后的1878年，明治政府借战胜之余威，加紧推行秩禄处分和四民平等，进一步夺取了武士称姓带刀、杀人免死权。但是政府对参加西南战争的士兵奖励不足，这些士兵都是旧藩兵改编而来，在他们的观念中，武士为主人效死，主人赏赐武士是惯例，现在突然不给奖励了，这让他们一时接受不了。这种思想就在他们中间萌发，就在这年，参加过西南战争的禁卫军，驻守东京皇宫附近的竹桥的炮兵大队250人叛乱。这被日本史学家纐缬厚称为“建军后最大的叛乱”。 四、竹桥事件引发的麻烦竹桥兵变虽然被镇压了，但影响极大。山县有朋对此深感恐惧，生怕明治政府支柱之一的军队不稳，恰在此时，山县的爱徒桂太郎从德国归来，桂太郎马上提出了学习德国军制，军权独立，加强军队建设，他的建议山县深表赞同。当年12月，陆军参谋局彻底独立，称“参谋本部”，成为天皇直属机构。山县为首任参谋本部总长。 山县有朋你要问叛乱和军权独立有什么关系？在山县等人看来，竹桥叛乱表面上看是因为军队待遇问题，实际上是配合着自由民权运动，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毒瘤进入了军队之中。当时日本正在流行自由民权运动，资本家也以待遇问题为借口，实际要谋求的是政治权利。山县等人依次类推，军队表面上也是要待遇，实际就是要资本主义化，但明治政府是个半封建政府，其半封建的支柱就是军队，一旦军队都资本主义化了，那明治政府也就完蛋了。所以要坚决防止资本主义思想进入军队，为此必须先将军队脱离资本主义化的政治领域，这就成了参谋本部设立的最初原因，也是军权脱离政治控制的实质性一步。 日本陆军此后日本在军权独立道路上越滑越远。1885年明治体制大改革，明治政体改为内阁制，其《内阁权限》明确写着“军机事项参谋本部直接上奏”。到了1889年的《日本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海陆军”，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说：这条规定表明统帅兵马之至尊权，专属于帷幄大权，无需议会干涉。这就从宪法角度明确了军权独立。至此，从陆军角度来看，军队已经完全脱离了政府摆控，成了和政府并列的一大机关，到1912年前后，他们终于自称军部。需要指明，因为海军学英国，所以虽然海军也有军令部，但其独立性不如陆军，而且海军大臣控制着地方镇守府司令官的任命和海军编纂，所以很大程度上海军大臣和海军省的地位要高于军令部，海军总长遇事都要和海军大臣商议。直到伦敦裁军会议的1930年，在陆军忽悠和支持下，海军军令部才凌驾于海军省之上。 海军高官文史君说军权的独立（正式词语是“统帅权独立”），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制度基础，军部可以凭借军权的独立，绕过内阁，径直向天皇告状，或通过拒绝提供陆海军大臣的人选，逼迫内阁接受自己的意愿。从以后的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无疑是日本军权独立之危害的最标致性事件，地方军队暴走，中央军部和地方高层暗通款曲默默支持，逼迫政府事后承认。而军部的借口就是军令事项无需政府意见。如此可见军权独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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