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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应用]“超人”还是“类人”:机器人形象塑造如何深入人心[2P]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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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huozm3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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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流浪地球2》塑造了超级人工智能MOSS形象。  
【面面观·科幻文艺中的人工智能想象】

  机器人一直是科幻文学的重要题材。机器人一方面属于“超人”,它摆脱了人类身体诸多束缚,满足了人们探索自我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又具有“类人”特性,它不只是冷冰冰的零件组合,还具有与人类相似的外形、思维和情感,这两方面的张力支撑起大多数科幻作品的故事架构和矛盾冲突。在穿戴式机甲、植入式芯片日益普遍,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的今天,科幻创作如何塑造机器人形象?机器和人的边界在哪里?人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这是未来机器人题材创作亟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凸显人性而非物性,是经典机器人题材科幻作品的着力点
  成功的科幻作品往往侧重写机器人的人性而非物性,凸显的是“他”而不是“它”。在早期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造出的怪物自认为是人,于是它在抽搐中学会走路,在挨打后学会躲闪,在引发恐慌后学会逃避……这样,读者很容易同情地把“它”看作人群中受排斥的“他”。不止于此,小说还描写了怪物的情感等“人际”需求。这时,“他”和“它”的边界被凸显出来,躯体肖似不足以让怪物成人,道德、信仰和人性才是关键。小说诞生在电力机械还未普及的年代,其中的怪物并非严格的机器人,但这个类人对象引发的思考,为后续机器人小说开启了更具深度的话题。
  电影《人工智能》改编自20世纪60年代小说《玩转整个夏天的超级玩具》,主角大卫是个专为满足母爱而设计的儿童机器人。他完全没有超能力,仅有对“妈妈”全心全意的爱。当购买他的“父母”不再需要这一情感慰藉并将它遗弃时,设定为10岁智力的大卫无法理解,“情感”上更不能接受。作品对机器人“人性”的书写,引发观众深深共情。最终,连编剧都无法解决这错位的机器对人之爱,只能以童话梦境收场。
  香港作家卫斯理小说《笔友》里,少女对通信的笔友产生了好奇:“他”似乎身份高贵、安保人员众多,又好像身患重疾从不运动。在友情驱使下,少女突破阻碍前往军事禁地探访,却发现原来“他”只是一台电脑,且因为程序跑偏而遭拆除。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里,笔友根本没有人形,“他”的一切完全来自想象。小说《我,机器人》《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等,同样在对“机器”躯体的惊奇美学式展现之上加强情感渲染,将不可见不可知的“人性”加诸肉眼可见、触手可及的机器躯体。
  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机器人具有“人”与“物”的二重性。作为小说主角,有人性才能唤起人的共情。对于与人的外貌和“性情”难以区分的机器人,读者天然具有一种移情作用,对其发生同情和怜悯。人与机器人的边界愈难分清,故事便愈令人欲罢不能。
多数网文中机器人形象尚未触及智能体的伦理问题
  作为即时反映当下发展潮流的网络文学,也以丰富的类型和篇幅塑造了多种类型的机器人形象。考察网络文学中机器人形象,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认识当下创作中对机器人塑造的趋势和特点。与传统科幻作品相比,网文中的机器人有欲有情有情绪,但我们深入阅读,又难免觉得这“人”的称号被授予得过于随意,其并未触及真正复杂的人性。
  网络小说《永生世界》探讨了“人如何与自身创造的机器人共享世界”的问题。故事里的世界虽然充满着看似高度科幻的AI角色,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都与当前很贴近。这些故事的科技感仅停留在装备和场景层面,角色行为、语言符合惯常认知的人类身份,连姓名都符合“中年教师”“邻家小妹”的定位。当“命名”这一仪式应用于机器人时,异类同样变成了人类。类似情况在网络小说中十分常见,《群星为谁闪耀》开篇主角赵盘吐槽老板压榨员工,后来才发现老板原来是个再生人;《敦煌密档》女主茶茶活泼软萌,可恋爱谈到一半才发现自己是机器人……这些角色爱恨分明还爱闹情绪,它们身上既没有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限制,也看不出人工智能升级的痕迹。
  越来越像人的机器角色之所以在网文中常见,是由于网络读者更偏爱黑白分明的情节模式。因此,即便“坏人”变成机器人,干的一样是“灭门夺宝”之类的传统恶行。可以说,网络写作者尚未准备好触及仿真智能体的伦理问题。因此,故事里说不上有真正的机器人,只有为“爽”与热血增添未来感的机器“好人”和“坏人”。这种直接以机器充当人,以便读者更好代入的做法,源于网络写作特有的通过情绪激发共情的创作手段。
机器人形象应“为人所难为”而非“夺人所愿为”
  如今,机器组织日渐呈现出从亚类型进化为主宰地位的趋势,机器人题材写作也越来越具有先锋意味,人与机器人的界限变得模糊。近年来流行的后人类主义思想甚至推崇万物平等,倡导多元共生,其观点在科幻作品中的回应,就是“人”与“非人”边界的弱化,“被看见的物”剥夺了“不被看见的人”的权利。比如,小说《公鸡王子》则将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狼孩”“猴孩”等兽孩故事,推演到人与机器的交往中,试图通过将机器人抚养长大的人类孩子保罗表现出的机器人人格,暗示人与机器原生状态下的无差别性。在这样的对照中,作品凸显了人工智能的极度强大和人类个体的极度弱小。但科幻作品如果一味地宣扬技术至上,就只会加重人对未来的焦虑。
  美国批评家凯瑟琳·海勒指出,科学文本常常揭示文学文本所不能揭示的基本假设,为某种特定研究方式提供理论视野与实用功效;文学文本常常揭示科学作品所不能揭示的复杂的文化、社会议题,紧密地呼应着观念转变和技术创新。科幻终归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类型,无论想象如何奇崛恣意,都离不开“文学是人学”的基本范畴。纵观以往机器人题材中“人”与“物”二重性的消长,从根本上反映出人类在不同时代对自我的认识。比如,弗兰肯斯坦冲击神造人的信仰,机器娃娃大卫是在功利主义盛行背景下呼唤无私母爱。科幻犹如一面照见人类技术焦虑的镜子,发现的是面对人造机器时我们恐惧什么、焦虑什么,而最为关键的是折射出时下人类需要珍惜什么。
  近来,笔者读到青年作家吴清缘的科幻作品《卫煌》,感到对机器人题材写作有颇多启示。故事里的未来地球环境恶化,但人类已移民外星,废弃的文明、带不走的传统则等待着被湮灭的命运。痴迷于敦煌的老人唐北川坚持留在地球上守卫人类艺术瑰宝;他的妻子生子后则断然离开这颗失去价值的星球;儿子唐临继承了对敦煌的热爱,但反复犹豫后同样选择奔赴星海。他们在故事里扮演守望者、攫取者、追随者和抉择者的角色,但这些功能明确的人类都不是主角。主角卫煌是个低端机器护工:完全不能共情,只会机械做任务。主人去世后,这种机器人会自动清除数据、中止运行。虽然看似“自杀”,但不会令人难过,因为它就是个机器,没有情感、没有性别、没有面貌。
  然而,地球最后一个人类唐北川弥留之际给卫煌下了命令保护莫高窟,机器的底层设定迫使它必须全力执行。当这个硅基生命花费千万年完成觉醒之后,它的疑问竟然与人类如出一辙:什么是创造?什么是美?人类对世界的本初认识在机器人身上复现。于是,能源重启、自我复制、学习升级,卫煌盘腿而坐、双手置膝,他从执行程序的机器变成了守护信仰的神灵。作者在现实与幻象、史迹无缝对接的叙述尝试中,把历史现实化、把未来现在化,科幻画面被深度铺展为宽阔的文学图景,最终实现的是人类精神和文化的自我观照。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那些人类习以为常的能力——审美、创造、爱与哭泣,竟然是宇宙和人类演化了上千万年,以无数时间的代价所换来的无价之宝”。
  总之,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机器人形象怎样变迁,作品的价值标准都应始终围绕人,人才是引导未来科幻想象的根本驱动力。机器人题材科幻创作应该回归人文主义,重新思索机器人定位,把握“人”与“物”二重性,使机器人“为人所难为”而非“夺人所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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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0-26
  电影《流浪地球2》中的超级人工智能MOSS,以及你所提到的其他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形象,都体现了科幻文学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丰富想象。这些作品不仅探索了技术的可能性,还深入探讨了人性、伦理和社会关系等深层次问题。

  在科幻文学中,机器人或人工智能通常被赋予了超越物理限制的能力,同时又具有与人类相似的情感和思维。这种“超人”与“类人”特性的结合,为故事提供了丰富的张力和冲突,使得机器人成为了探索人类自我、社会和未来的重要载体。

  成功的科幻作品往往聚焦于机器人的人性,而非其作为物体的特性。例如,《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人工智能》中的大卫,以及卫斯理的《笔友》中的电脑,这些角色都引发了读者对于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情感的深刻思考。这些作品通过机器人的形象,探讨了人类的情感需求、道德信仰和社会关系,使得机器人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具有复杂人性的存在。

  然而,网络文学中的机器人形象往往缺乏对智能体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许多网络小说中的机器人角色虽然具有人类的情感和欲望,但这些特征往往被简化处理,缺乏对机器人与人类关系复杂性的深入挖掘。

  科幻作品应该超越技术层面的想象,更深入地探讨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机器人的形象应该体现出“为人所难为”的特性,而不是简单地取代人类的功能。通过这种方式,科幻作品可以更好地反映人类对于技术、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

  最终,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形象都应该围绕人性展开,反映人类对于自我、社会和未来的探索。机器人题材的科幻创作应该回归人文主义,重新思考机器人的定位,平衡“人”与“物”的二重性,使机器人成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重要伙伴,而不是简单的替代品。通过这样的创作,科幻文学可以更好地激发读者对于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同时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在技术发展中保持人性的价值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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